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

]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

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　当时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尔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这方面的事件，这里我只举其一。1629年，托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国签订和约时，奉命前去迎接他进入法国境内的那位先生说：“我来向你致敬并陪你到王宫时，身边的随从很少，阁下不会感到惊讶吧，因为在雷岛被杀死的人太多了。”这话暗讽白金汉公爵在雷岛作战的失败。

]。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在英格兰历史中，查理的专制哪怕不算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称得上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国事需求，又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能够满足人民朦胧的需要，就随意抛弃并践踏人民的权利。他不顾国家的法律和舆论，以及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根据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种专制手段。他采用这些鲁莽的非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伟大制度的胜利，只是为了运用权宜之计艰难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搜索旧档案，试图从中发现以前的违法案件，将它们作为国王的权利。于是就有这些学问欠佳而品行险恶的人，把许多伪装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这是国王一直都有的权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国王就干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而闻名，1641年关闭。

]、北方政务会[　北方政务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约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镇压小修道院而引发骚乱以后的事。建立北方政务会是为了在这些郡中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辖。起初这种法庭的管辖范围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它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也更加专横。

]等。它们独立于习惯法之外，代行法院职务。就这样，政府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名目开征新的税种。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由伊丽莎白所创，不久废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专卖项目使大臣们获得巨大利益，却使人民饱受痛苦。查理还常常扩建皇家森林。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闯入，就会被逼缴沉重的罚款[　当时在查理治下总共收缴罚款六百万镑。

]。官员们四处查问人民的越权违规行为，如果找到错漏，却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取弊政的继续。国王与某些办事人秘密勾结，给他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的特殊权利。他们甚至将法官的严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