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的最激烈表现。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没有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政权，会发动一场单纯的掠夺战争。掠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掠夺为目的的那是流寇。

有着几千年思维惯性的中国，在近代吃了大亏。讲道理的大陆文明，碰上了海洋文明，或者说海盗文明。海洋国家没有传统陆权国家的中央集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很低，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周代。近代以来，满清和西方的冲突，大部分并不是政府牵头的，而是政府看到有利可图后续跟进。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上的交往就很频繁。唐代以后，地方武装支持的海盗——倭寇，开始出现于史书。等到明朝中后期，大规模的倭寇侵袭东南沿海，一度要攻陷南京城。后来，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打击下，倭寇逐渐平息，可从未断绝。日本名义上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地方。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后党）人物西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归根到底，是两位人精陷入了思维惯性，以为甲午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一样，就是外国单纯为了抢点东西而已。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给他就是！

可是，如今的日本不是原来的倭国了。

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欣主持总理衙门。奕欣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欣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这个时候，辽东还未溃败，旅顺尚未丢失。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日本拒绝和他谈判，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这个要求很有指向性，满足要求的人并不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宗室亲王。

太后和皇帝不可能出国的，毫无先例，除非被俘（明英宗）。宗室亲王绝大部分是软骨头，也就恭亲王能当大任，可事情没到绝境，恭亲王和李鸿章都不愿去做这遗臭万年的和谈代表。

旅顺失守以后，慈禧皇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欣委托美驻华公使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可日本毕竟是小国，国力有限。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很快就掏空了日本国库。1894年的年底，就在日军在朝鲜大刀阔斧横击清兵的时候，日本国内的下层武士和破产农民爆发了起义，反对明治天皇的横征暴敛。日本几次豪赌国运，其中的危机重的很！远不是全国上下一条心。

国内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

1895年3月，也就是山东的战事进入相持后不久。慈禧太后按照日本的要求，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

国家上层的动向王定边干预不了，甚至连知情的资格都没有。在其位，谋其政。做自身地位够不着的事，说轻了是越权，说重了是造反！根据脑海里有限的历史，山东这里战事已经没了。之后的战争集中在辽东，而且大清再一次的大溃败，一溃千里那种。

有李秉衡在，山东的兵不会踏入辽东，辽东缺的也不是一两万的兵，而是必胜的信念。机会难得，王定边抓紧时间在威海“埋钉子”。

只靠鲁西南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要在外扩张地盘。眼下的威海就是最好的选择，名正言顺。即便有不利的消息传出去，也可推到战备上面。“埋钉子”的方法围绕两个方面：

一，大办团练

二，以办团练的名义，让当地地主士绅助饷。

第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以保安营的老兵作为骨干，以保安营军官作为团练的营官。办的是当地的团练，但是军队的指挥权在王定边手中。威海一地山脉纵横，历来多山贼土匪，本地的大地主也多有兴办团练。日军进攻荣成的时候，就是团练民兵顶在城头。

经过参谋部精心策划，威海各处新建7队团练。一队驻扎成山镇，为成山营。二队驻扎将军山，为靠山营。三队驻扎东楼大营，为东楼营。四队驻扎河西大营，为河西营。五队驻扎文登县城南边的小嵛岭，为背山营。六队驻扎天福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