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日，夜，渤海湾某隐蔽军港。

十二人的队伍在码头集结完毕。渔船已经过改装，外表仍是破旧的木质渔船，内部却安装了静音引擎、加密通信设备和隐蔽武器舱。月光被云层遮蔽，只有码头几盏昏暗的灯照亮众人严肃的面容。

沈砚之最后一次检查装备清单。除了常规武器和攀岩工具，队伍还携带了特殊装备：三台由陈树仁改造的信号屏蔽器，能在短时间内干扰基地的监控系统；以及银杏社研发的“网络共鸣器”，一种能增强宿主间连接的便携设备。

“记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人，不是交战。”沈砚之对队员们低声说，“尽量避免冲突。但如果遭遇抵抗，允许使用必要武力。俘虏优于击杀，我们需要证人。”

赵卫国站在他身旁，检查着攀岩索：“从悬崖上去那段最险。俺先上，刘师傅第二个，你身手不行，走中间。”

沈砚之没有争辩。1948年在北平执行任务时留下的腿伤虽已痊愈，但爆发力和灵活度确实不如从前。他点点头，转向周明：“空间感知能覆盖多大范围？”

“全神贯注的话，半径五百米内建筑结构清晰可见。”周明回答，“但持续使用会消耗很大精力，我只能保持峰值状态二十分钟。”

“足够了。登岛后，你负责扫描实验室建筑，找出所有出入口、通风管道和可能的逃生路线。”

刘师傅调试着他的特制耳机：“海水的声音会干扰，但在陆地上，一百米内的心跳声我都能听见。能分辨守卫数量和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沈砚之看向港区外的办公楼三楼窗户——苏曼卿站在那里。隔着玻璃，两人目光相接。苏曼卿抬手按在胸前，那是他们约定的手势：心相连，等你归。

沈砚之回以同样的手势，然后转身登船。

引擎低声启动，渔船缓缓驶离码头，融入夜色中的渤海湾。他们将先向南航行至公海，再绕道东海，避开主要航道，三天后抵达目标岛屿附近海域。

船舱内拥挤但有序。队员们轮流休息，保存体力。沈砚之坐在角落，借着微弱的灯光查看岛屿地形图和建筑结构图——这些是根据苏曼卿从内部宿主那里获取的信息绘制的。

“沈指导，喝口热水。”赵卫国递来军用水壶。

沈砚之接过，水温透过铝制壶身传到掌心。这触感突然勾起一段回忆——

1947年冬，北平。

地下党的一处安全屋暴露，三名同志被捕，关押在国民党保密局的临时审讯点。沈砚之当时已是北平站情报科长，但直接营救风险太大，可能暴露整个情报网。

那个寒冷的夜晚，他也在查看建筑结构图——是苏曼卿冒险从档案室偷出的审讯点平面图。两人在沈砚之的书房里低声商讨。

“正面突袭不可能，守卫有二十多人，都是顾衍之的亲信。”苏曼卿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但这里，后面的锅炉房，有一条废弃的通风管道，通到地下室牢房上方。”

“太窄，成年人进不去。”

“不需要进去。”苏曼卿看着他，“只需要有人从管道口扔下这个。”

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金属瓶：“催眠气体，三秒起效，持续十分钟。牢房里空间封闭，效果最好。守卫在外面，不会受影响。”

计划大胆而危险。需要有人潜入戒备森严的审讯点，找到隐蔽的通风管道口，投放气体，然后在守卫察觉前撤离。更重要的是，需要内部接应——当时，沈砚之策反的一名保密局文书提供了守卫换班时间。

执行任务的是老周。那个总是一脸和气的书店老板，其实身手矫健得惊人。他扮成锅炉工，混入审讯点，完成了投放。

十分钟后，沈砚之和苏曼卿带着伪装成救护队的地下党成员，以“监狱突发传染病”为由进入，抬走了昏迷的同志和看守。顾衍之赶到时，只看到空荡荡的牢房和几个“病倒”的手下。

那次行动成功了，但老周在撤离时被流弹击中，伤了肺部，后来一直咳嗽，直到1949年初病逝。临终前，老周对沈砚之说：“值得。三条命换俺一条，赚了。”

“沈指导？”赵卫国的声音把沈砚之拉回现实，“想啥呢？眉头皱这么紧。”

“想起一些往事。”沈砚之喝了口水，“想起那些为救同志而冒险的人。”

赵卫国沉默片刻，低声说：“俺懂。抗美援朝时，俺的排长为了拖住美军一个连，带三个人留下打阻击。最后只有俺活下来。排长临死前说：‘多救一个是一个’。”

船舱里安静下来，只有引擎的低声嗡鸣和海水拍打船体的声音。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名字，一些面孔，一些无法忘却的牺牲。

“这次也会成功的。”沈砚之说，既是对队员，也是对自己，“我们有准备，有计划，还有内应。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的是对的事。”

周明突然抬起头：“我感觉到……西南方向，五十海里外，有大型船队。至少五艘，可能是军舰。”

所有人立刻警觉。刘师傅戴上耳机，仔细倾听：“确实有引擎声，但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航向东南，速度不快，像是在巡逻。”

沈砚之查看海图：“那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常规巡逻路线。我们保持航向，他们不会注意到一艘普通渔船。”

“但如果他们突然改变航向呢？”一名特种队员问。

“那就下潜。”沈砚之指着船舱底部一个隐蔽的舱门，“渔船经过改装，有简易潜水功能，能在水下潜行两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