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六月底，邵树德才等到了有关钱监的全套资料。

　　没办法，他要求太高，必须把最新的数据也统计出来，因此政事堂诸位宰相派五百里加急信使前往云南、辽东、安西等地，将所有已开发或今年即将开发的金银铜矿统计完善，并估算了一个初始产量，最后由中书侍郎赵光逢、工部侍郎韩建、新任少府监储慎平三人亲自前来汇报。

　　钱监，顾名思义铸钱的机构，直属上级是少府。

　　钱是不能私铸的，《夏律》明文规定：“盗铸者死，家口籍没。”

　　“作具已备，未铸者，徙三年。”

　　“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徙二年。”

　　在唐朝那会，李渊曾给皇子赐炉，允许他们铸钱，用以酬功。邵树德印象中是赐给了两个皇子，其中一个是李世民。

　　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好在唐朝统治者非常清醒，此后一直没有，直到唐玄宗晚年赐炉给安禄山，允许他私自铸钱。

　　武德四年（621），唐廷于洛阳、太原、成都、幽州四地设钱监铸钱，两年后，增设桂林钱监。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已有11个钱监、99个铸钱炉。至唐末，数量稍有增加，铸钱炉百余。

　　大夏现有钱监27处、铸钱炉二百余，最大一处位于河东道的绛州，年铸钱九万多缗。

　　不过，近年来，原渤海国中京显德府、现大夏显州铜山钱监异军突起，从一开始年铸钱数千缗，快速增长到四万多缗。在去年，因为发现了几处新矿，铸钱量一下子暴增至六万余缗，增速十分惊人，大有取代绛州钱监的意思。

　　排名第三的原本是岷州钱监，年铸钱三万余缗，但去年直接被云南道大理府的钱监超越，排到了第四。随着云南铜矿的陆续开发，预计岷州钱监的排名还要进一步下降。

　　铸钱，其实一直是朝廷的重要收入。而且，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而言，如果经济总量增加了，你也要在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货币，不然会造成通货紧缩，损害经济。严重的话，会造成物价大跌，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动摇社会根基。

　　“一年铸钱六十余万缗、银元二十四万枚，合计百万。”邵树德看完数据后，说道：“不过，朕有一惑，不得不问。唐时铜产量几何，今时几何？”

　　“陛下。唐代产铜最多一年，当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当年铸钱32万7000缗。”少府监储慎平答道：“艰难以后，许多铜矿因战乱废弃，铸钱量逐步下降……”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铸钱13.5万缗。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铸钱15万缗。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不足10万缗。

　　铸钱数量稳步下降，有战乱原因，有早年的铜矿采完的原因，有铸钱成本过高的原因，也有朝廷控制力下降，大量铜块收不上来，流入民间私铸钱或铸铜器的原因，非常复杂。

　　“现在金银铜课税还是四分取一么？”

　　“是。”

　　“民间矿冶多，还是官府矿冶多？”

　　“民间矿冶是大头。”

　　“朕知道了。”邵树德想了想后，说道：“金课、银课、铜课，可否调高税率？”

　　“可以是可以，但产量一定会大大下降。”储慎平说道。

　　“可有先例？”

　　“唐德宗年间，曾提高诸官私铜冶课税，结果产量大降，铜价大涨，铸钱已无利可图，江南铜冶大量关闭，后在河东蔚州、京畿商州增设钱监，铸钱量才有所恢复。”

　　是的，铸钱也可能亏本，这不是玩笑，而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开采、运输、冶炼、铸造，都是有成本的，当成本超过铜钱本身价值时，铸钱就无利可图。

　　唐代很多铜矿之所以不开采，除了战乱因素外，也有经济原因。

　　唐代还搞过禁止私人开矿，但结果是贵金属产量暴跌、成本大涨，朝廷收入反而下降了——产量跌的原因是成本暴增，产生亏损，不得不大量关闭矿坑。

　　真的不要高估官僚体系的能力。这不是现代精细管理的社会，在古代，搞国营经济不说死路一条吧，但真的风险很大——渤海商社现在一年赚十多万缗钱，邵树德深刻怀疑，如果换成私人来做，绝对不止这么点利润。

　　吃过亏后，唐廷摸索出了一条办法，即相对容易开采、预计成本较低的“肥矿”，由官府直营，其他矿统一交给私人开采，朝廷收25%的产出作为税。

　　直营的矿，也采取招募“坑户”承包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此才维持了下来。

　　邵树德也觉得，这大概是在现实情况下的最优解了，想出这种折中办法的官员是有水平的。

　　在开矿这方面，夏朝继承的是唐朝的政策，官私合营，税率25%。私人开采的矿，除四分之一产出作为税收走，交给钱监铸钱外，剩下的也会由朝廷收购一部分，主要是用粮食、布匹收购，然后交给钱监铸钱。

　　这其实也是一种消化田税的方式。

　　粮食比较笨重，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运输成本极高，解送中央甚至会产生巨额亏损，只能留在当地库中。如果附近有矿山，那么可以通过采购贵金属的方式，就地消化一部分，铸成铜钱后运走，这是唐代故智，属于没办法的办法。

　　“有些时候，朕都觉得，索性把矿冶都交给商人好了。很多矿监，扣除成本，一年能不能有四分之一的利润，还两说呢。”邵树德哼了一声，有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