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斜照在我的脸上，也许是傍晚。我问他我躺多久了，他说现在下午四点多，十三个小时。我想起身，坐起来，可浑身不听使唤，我看了一圈，我右手铐在床杆上。

　　“你还在麻醉状态，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疼？”

　　“这是哪儿？”

　　“省二院，”他说，“你昨晚差点儿死在看守所。”

　　现在我完成了高君对我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看守所。我跟张队要烟，我手指没知觉，但是可以动。我看着中指和食指去夹过张队的烟，问他：“你救的我？”

　　“我怕高文搞你，就安排人盯着你，不然你早没了。”

　　“高文舍不得我死。”

　　“什么？”

　　我想说就算你不出手，高文也会把我弄到医院。我没法说，枉费了他对我的好。我费好大劲儿才抽上一口，烟灰攒了很长。张队端烟灰缸过来，我的手麻痹而笨拙，挺不好意思的，跟不能自理似的。我苦笑道：“打了多少麻药？”

　　“这得问大夫。”

　　“我做手术了？”我问。

　　“没有，但是你的脖子、肩膀、眼眶，加起来缝了二十五针。”

　　我感觉了一下，脸绷绷的，可能被绷带缠着呢。他不说没什么，一说我的确感觉全身都疼。我揭开，扭头看看肩膀的缝线，曲曲折折，如羊肠小道一般，摇头道：“逼养的！”

　　“我早晚给你出这口气。”张队接过我的烟头掐掉，将烟灰缸放回窗台，屁股倚在暖气片上说，“我现在整不了他们。因为你，这个号子归高文，你认罪了，我才能收回来。”

　　“你知道他们让我认什么吧？不只是硝化甘油的事。”

　　“我听说了。”

　　“不是我干的，我不能认。”

　　张队挠挠头，拽椅子坐窗前，望着我：“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乐了，我说你当好刑警队队长就够了，一看就不是当律师的料。他十一年刑警经验，听得懂我的玩笑，一个好律师会问当事人很多问题，所有与案件证据有关的问题，但独独不问“是你干的吗”这种问题，这会掉进包庇作伪证的陷阱。中国的律师没有知情豁免权。

　　“但是，”他笑声忽然打住，“是你干的吗？”

　　“不是。”

　　他长吁口气，放松下来，回身把窗户打开，看窗外的夕阳。

　　“怎么了？”我问。

　　“没事。”

　　“我是要杀他，我也没瞒着你。但真不是我干的，我没杀成他。”

　　他叹口气，又转回身看窗外，说：“那就是真的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他们在你家阁楼上找到了那把匕首。”

　　**9

　　一个年轻护士进来就抱怨，怎么病人醒了都不通知一声。张队摆摆手，解释自己也才发现。小护士拿根体温计要我张嘴含着，转身对张队嚷嚷：“哎呀！你怎么还把窗户打开啦，想冻死谁呀！”

　　张队抢先合上拉窗，可她还是请他出去。他把椅子归位，抄起呢子大衣。我跟护士解释，他在调查我，别撵他啦。头一次出现这种要求居然由嫌疑人提出来，她愣了几秒，说：“他不是警察，调查你的警察在外面呢。”

　　我想她说的是高文。她让我认真含体温计，不然高了低了算谁的。眼看张队从门口消失，我拽出体温计，喊道：“上面是谁的指纹？”

　　门合上了，又慢慢打开，张队露出半张脸说：“你觉得呢？”

　　“啊？”

　　护士把他推出去了，将我嘴里的体温计扯出来，重新甩了几下，要我这次必须认真。然后她就站在我面前盯着腕表。

　　我意识到我又白痴了一回，提这种傻问题，不是我干的，出现在我家里，当然谁的指纹都不会有。我含着体温计，水银敲打着牙齿咯噔咯噔地响，恨不得把它咬碎。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匕首，真是杀死欧阳桐的那一把吗？没有指纹可以证明这些，匕首不是到处都有吗？什么时候在那里的？我自首之前，还是自首之后？甚至是欧阳桐的死前还是死后？如果有人先谋杀他，想栽赃我，完全可以先把匕首藏于阁楼，再用另一把相同的匕首干掉他，一箭双雕。那么这个人也许我和欧阳桐都认识，但是他可能没想到我也要杀他，或者干脆就不相信我有勇气去杀他。

　　如果都是假象呢，只是高文搞的鬼？按照我对他的“建议”作个伪证？没有用，他和他弟弟高君不是正忙着把我弄出去，赚我这一百万呢吗？没必要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是陈洁干的吗？我回来那天她不是正在阁楼上？不然怎么解释平常联系不着，过年那天偏到我这儿来？她杀欧阳桐的动机是什么？管它呢，他们是夫妻，动机有的是，起码得查查欧阳桐有多少财产，谁继承。那个德国人马克呢，跟这事有没有关系？他们真分手了吗？谋杀这种事骗个外国佬是最好上手的。事儿利索了，没处查。但是，干吗陷害我呢？还有，那天居然勾引我上床！

　　“时间到啦。”护士把袖子一撸，抽走体温计对着灯看。

　　“你的手表很好看。”

　　“是吗？我男朋友送的，后来一查是A货。”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你把他甩了？”

　　“怎么可能？”她左手托着病历卡，把体温抄在上面，“我是跟他恋爱，又不是跟手表恋爱。”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送你一块真的。”

　　“你嘴真甜，可是我真有男朋友了。”

　　“我知道！”我心想，就算你没男朋友，我也没时间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