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星期六。不过，我仍在自我安慰，谢诺的农场离这里不太远，而且治疗一头拉肚子的牛也并不会费太多时间，我仍然会赶得上的。

赶到了谢诺那儿，我的一身洁净打扮，立刻引起了已集合在一起的谢诺家人像疾风骤雨般的睨视；而谢诺自己面容严肃，双肩高耸，证明了他再一度提起勇气来忍受我的重临。

走进了牛房我就感到麻木，这麻木一直在继续着。我听谢诺说明他怎样跟这头母牛的腹泻奋斗了几个月，他怎样悄悄地用磨碎的蛋壳放在麦片粥里，以及以胆矾与蒲公英来做他的最有力的治疗，而结果仍然没有成功。我却没有真正去听他的解说，因为那头母牛只要看一眼就明白，它是患了副结核病，全身瘦得可怜，尤其是后部。而且，当我走进牛房的时候，就看到它泻出来的又臭又有很多气泡的排泄物，可以立即证明我的诊断。于是我一手拉高它的尾巴，一手把体温计插进它的肛门。我并不是特别注意它的热度，而是借这机会让我自己想想。

可是，就在这么几秒钟里，我忽然发现手里的体温计不见了。一定是牛肠里突来一股吸力把它吸进去了！我急忙伸手指到它肛门里去摸索，没有影子！再把整个手伸进去，也是没有！于是我着慌了，一边卷起衣袖，一边更深一点去探索，仍是一切徒然！

这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我只得向他们要一桶热水、一块肥皂、与一条毛巾，把自己上衣脱掉，就像准备要大干一番似的。在我行医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可以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傻事，但这一件却是最难使我忘怀的！

于是在谢诺一家人敌视眼色围绕里，我赤裸着手臂，疯狂地在牛肠里搜索，心里只在想：“这是谢诺的农场，在这儿什么怪事都会发生的。”实际上，这时候我把什么病理学与解剖学全都丢开，两眼仿佛只看见一支细细的玻璃温度计迅速地在牛肠里往前直钻，最后它刺进什么致命的器官里去。另外一个更可怖的想象，那就是我自己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手术，一项腹部开刀大手术，目的是为了要在牛肠里寻找一支失去的体温计。

难以描绘地舒一口气，我最终由两只手指头探触到牛肠深处我的体温计了！我轻轻捉住了它，把它慢慢拉了出来。又脏又臭而且还湿落落的，我呆望着玻璃管上的刻度。

谢诺先生清一清喉咙：“有多少度？它发热么？”

我猛然回头瞪眼望着他，他是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呀？不，他那绷得紧紧的脸孔一点也没有这种味道。

“没有，”我含糊地回答着，“没有热度。”

接下去的情景在我印象里是模糊的。我只记得我把自己清洗干净，穿好衣服，告诉谢诺先生我诊断出这头母牛患了慢性下泻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