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注：果然。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的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

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217年六、七月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其地今址众说不一）。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注：这一段打了一个时间差，甚好，显然蒲鲜万奴本身的能力是具备的，如果发展的好，这一次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利用更好的资源迅速巩固城防，扩展军队，等到其他几方势力反应过来，可能已经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了。

五、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的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渤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 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 （《高丽史》），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注：可惜，被蒙古的怀柔政策所蒙蔽了。此时的万奴王恐怕已经不敢想象和蒙古作对是一种什么状态，他所有的经历可能都维持在这种平衡上了。不过，高丽在当时并不靠谱，在蒙古的强悍下，高丽的立场并不决绝，也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六、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 （《高丽史》）。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 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