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日本鬼子，再回来帮我，我们一起再出版增补本。”

赵广陵还记得，当他们乘坐的那辆烧煤炭的蒸汽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出汽车站时，闻一多先生和来送行的同学们还站在路边，不停地挥手，长久地伫立。煤烟一团又一团地飘向先生，让他不得不眯起双眼。煤烟啊煤烟，赶快散去罢，不要遮挡我的教授单薄的身影；眼泪啊眼泪，请不要再流淌，让我再望一望我的教授不屈的面庞。巨浪在松山战场上曾跟赵广陵说起过，最痛彻心扉、最温暖蚀骨的就是闻一多先生这烟尘中的挥手，那渐行渐远、愈拉愈长的父亲般眷念的目光。可哪堪想，这凝望的目光一直延续到今天，竟化作一声“魂兮归来”的哀泣。

往事依稀又温情，现实破碎又严酷。早年的校园生活就是一场难以忘怀的初恋。从内战前线死里逃生、改名换姓回到后方的赵广陵，背囊有一本经受了硝烟磨洗、鲜血浸染的闻一多先生早年的讲义《岑嘉州系年考证》，是用手抄纸誊写的。这种纸是用云南的枸树皮沤烂成浆后手工制作而成，几乎是蔡伦造纸术的20世纪版。其书页粗糙，形同草纸，封面简陋而字迹模糊，但却是赵广陵在抗战岁月中的枕边书和精神依托。这是当年闻一多先生给学生们上唐诗课时，亲手抄来发给学生的。联大那时连油印讲义都做不到，许多先生都不得不夤夜为学生誊写讲义。闻一多先生手捧自己这本早年的讲义，摩挲着上面在乱世烽烟中用蝇头小楷写下的考订辨误，动情地问自己的弟子：

“你还在作‘边塞诗’的功课？”

赵广陵回答道：“岑参两度从军，往来边陲，饱尝塞外烽烟，遂有‘迥拔孤秀’‘语奇体峻’之诗风；学生投笔报国，抵御外侮，痛饮倭寇之血，现在有资格追随先生再做‘边塞诗’之学习和研究了。”

让赵广陵有些意外的是，闻一多先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才说：“我怕是不能做你的先生了。”

“先生？”

“我已经接到死神的请帖了。”闻一多起身到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沓恐吓信函，递给赵广陵。两颗子弹还不小心“叮当”一声掉落出来，就像黑暗中的冷笑。

“先生，他们竟然敢……”赵广陵几乎大叫起来。

“他们会的。” 闻一多先生轻蔑地吐出一口烟，“这样专制独裁的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既然敢围攻大学，戕害学生，他们当然也会枪杀一个教授。这帮龟孙子，不让人说话，妄图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愚蠢至极。有种的话，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公审我好了。我会把审判台当成宣扬民主和平的讲台。”

闻一多和李公朴那时是中国民主同盟昆明分部的负责人，更是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民主之光的两盏灯，这灯在腥风血雨中飘摇，在深渊一般的黑暗中传递着温暖和希望。尽管很微弱，却总算有人擎着这不屈的民主之灯，召唤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人们。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昆明大街上的血腥恐怖，一点也不亚于前线。他的学弟学妹们，为了不让赵广陵这样的抗日军人重陷内战的漩涡，从抗战胜利之日起，就不遗余力地呼唤和平与民主。但政府认为这些学生都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蓄意破坏抗战建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局面。军情部门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几千师生，以及部分受蒙蔽的昆明市民，聚众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反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的聚会，实则是图谋颠覆政府的不轨行为。在聚会上发表演讲的知名教授、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普通市民和工人，都有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匪徒”。因此他们派军警包围了这个“非法的”演讲大会，切断了电线，用飞过人们头顶的机枪、步枪子弹去恫吓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的赤色歌曲的人们。这些“匪徒”的老师——正在演讲的联大教授费孝通先生在枪声中大喊：“我们呼吁和平，在枪炮声中我们更需要呼吁和平！”而政府的中央社在第二天却发通稿，言之凿凿地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中央社语焉不详地描述身份不明的匪徒们如何啸聚西南联大这所高等学府，玷污学府重地，破坏国家稳定。军队不得已才出动，武力驱散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学生，缉拿匪首。而众匪徒竟然还手挽手高唱《我们反对这个》《团结就是力量》等赤色歌曲，与维持秩序的军队对峙，导致煽动闹事之“匪首”潜逃。尽管如此，中央社称这是一次完美的行动，军队始终保持了克制，没有捕人，没有流血冲突。在停电之后，月黑风高，鸦雀归巢，军队最后护送受蛊惑之民众平安回家，西郊匪患终得平息。云云。

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最高学府组建的西南联大竟然是“土匪窝子”，莘莘学子都成了“匪徒”，教授和学生们斯文扫地，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向市民们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青年和教授，是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当地政府颁发了关于游行集会的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凡学生或市民要上街游行聚会，需向地方治安当局申请。而政府同时又告示天下，你如果是良民，你就不会游行聚会；你如果参加游行聚会，你就是匪徒。对前来申请游行的非法分子不是批准与否的问题，而应一律逮捕。没多久中央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