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宣布说，一些“匪徒”未经申请便擅自上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以致引起社会公愤。昆明爱国爱党之市民，应自发组织起来，驱散上街之不良学生，训导其回校好好念书，莫辜负大好光阴，不谈国事，不许罢课。有不听劝告者，行侠仗义之市民均应痛殴之，如同家长用棍棒皮鞭教训不好好念书之孩子耳。政府用心之良苦，市民期待之迫切，可见一斑。被打之学生，竟无端指责军警便衣血腥弹压，实在是造谣也！当此时日，昆明军警，大部分在西郊森林公园休假，并与联大部分学生联欢，警民一家，其乐融融，且有照片为证，城内仅有区区交通警耳。未几，中央社又义正词严地申明，本社秉承新闻之公正自由，所发报道均为事实。坊间传闻本社为“造谣社”，实为对本社同仁多年来职业操守之亵渎，是共产党妖言惑众，扰乱视听，破坏三民主义和平建国之伎俩。西南联大之教授学生，均为饱读诗书之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国之大器者也。政府望其深明大义、辨明是非，庶几乎不致误也。

到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军警宪特，以及政府后来承认之“不明身份者”数百人，公然围攻西南联大，与手无寸铁的护校学生在校大门口打起了攻防仗，有女生被手榴弹炸伤，竟还被刺刀连捅数刀至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梁倾栋折，玉碎珠亡，学子悲愤、教授痛哭。闻一多教授著文称之为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央社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云“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系有人策动，属防范欠周虑所致，以致学生竟有死伤。政府本意爱惜青年，促其尽快恢复学业以报效国家。不想共党分子居间挑拨，散布流言，遂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中国之事，和平建国之大业，皆因共产党与政府同床异梦。居心叵测，煽动学潮，教唆青年，乱我国本，实为争权夺利者也。政府为国民之政府，焉能坐视不管？正如蒋主席言：‘政府绝不能放弃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纵观天下，任何政府皆不会允诺害群之马滋扰高等学府，任意罢课罢教，岂不毁我泱泱中华之文脉也哉”。

“刺刀乎？民主乎？”这是当时一家报纸的标题。学生要民主，军警有刺刀，这是所有独裁政权对民主的回答。但即便民主就在刺刀尖上，同样有大无畏者迎着刺刀去为民众争民主，自“五四”以后，中国就不乏这样的勇敢者。就像闻一多先生对赵广陵说的那样：

“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去做学问了。当今之中国，我们第一要争民主，第二也要争民主，第三还是要争民主。没有民主，必打内战。等我们争下来民主，再回去读书做学问，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