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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