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诗的时候，就像在布道，橄榄枝编织的桂冠已经戴在他头上，石头听了他声情并茂的朗诵都会掉泪。当他谈论先贤诗人们时，他已是他们的化身，完美地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还常有惊世骇俗之言。居然说胡适先生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已经过时了，似乎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卞之琳、杨振声、陈梦家、臧克家、林徽因、沈从文等都不在他这个现代主义诗人的话下——而闻一多先生却对他相当赏识。他和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穆旦一唱一和，穆旦那个时候就看不起沈从文，说他没资格在联大教书。可我对从文先生是蛮佩服的，但我辩不过他们。他们眼里只有英国诗人艾略特、奥登，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现代派诗人。比如廖志弘说到兰波时，第一次跟我们讲到“spirit speak(通灵)”说，艺术表现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冥冥中的真实只有在delusion(幻觉)和somniloquism(梦呓)中才能抵达，因此正常人的感知系统必须被打乱，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大麻和烈酒。在幻觉的飘升或沉沦中诗人便可达到“通灵”的境界，才可写出真正的诗。诗人们，If you dream to do something， taste the world of corruption first(要想有点出息，先堕落吧)。廖诗人经常醍醐灌顶似的高喊，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有几个胆大的同学起身反驳，我们没有大麻，但我们有的是鸦片，你是不是让大家都去吸鸦片？廖诗人不屑地说，刘文典教授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他敢于自言除了庄子本人，只有他才理解庄子。你们达得到他的境界吗？那时我看见常娟同学看廖大师的目光中只有一种东西：worship(崇拜)。

唉，不要跟诗人辩论，更不要跟诗人成为情敌。

那晚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回来了。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常娟同学一反常态地走进我们男生的房间，廖志弘跟在后面，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我心里直叫苦，完了，他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马上就要向我们宣布了。或者说，廖志弘要打碎所有男生的春梦了。在我们都恨得牙齿痒痒的时候，常娟同学向大家宣布道：告诉你们一个让我今晚睡不着觉的消息，廖志弘同学决定弃学从军，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the great knight（伟大的骑士）。

常娟同学的语气里全是钦佩、羡慕、敬仰，甚至……浓情蜜意的爱。

我们那时都愣在那里，竟然都无话可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先前的黄埔军校，说真话，那时联大的学生是看不起这所蒋介石当校长的学校的，视之为“丘八”的学校，而我们是胡适先生所谓的“丘九”，是懂道理但造起反来又不讲道理的人。嘿嘿，年轻嘛，天王老子也不服的。骄傲、自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做的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大事，哪个看得起那些操正步扛大枪的学生官？那些年国民政府各部门也常来我们联大招生，什么中央军政部的，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的，税警总团的，青年干训团的，但同学们并不热心。不是我们不爱国，而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精英，读好书可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情。我记得1937年底，南京陷落，西南联大——那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有一大批同学热血沸腾地从军。那年我刚入学，看着学长们慷慨激昂奔赴战场，也很受了些感动。但我认为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怎么会去当兵打仗呢？

这样的认识一直到那个晚上，被廖志弘同学的壮举和常娟同学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爱意粉碎了。廖志弘看我们大家都傻了，便又来了一段诗人的自白。他说下午被一个云南老乡给从温柔乡里赶出来了，听了人家的一顿臭骂，才发现我们的兵役宣传多么苍白无力，多么脱离中国的实际。如果我们写着诗、唱着歌，喊着空洞的口号把我们的兄弟送上前线，而我们却在这安宁的大后方继续读之乎者也、子在川上曰，我们离当亡国奴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我们的脑子就真如那个老乡说的，装的不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而是shit（屎溺）！如果一个农民兄弟的血是该洒在疆场的，那么一个诗人的热血，既然可以为诗而澎湃，就更应该为抵抗外侮而喷洒。可你们看看板桥镇的民众，昆明的民众，云南乃至中国的民众，他们需要awaken（唤醒），他们需要example（榜样）。上马杀贼，下马写诗，这才是一个诗人在这个时代 的most noble duty（最崇高的职责）。明天我就要告诉他们，我将和他们一起奔赴抗日战场。我还要给他们朗诵我刚才想到的几句诗：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超然于现实的现代派诗人必定是才华横溢的、骄傲颓废的、行事古怪的、自负到自私的。廖志弘在同学中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经常寅吃卯粮，到处找同学借钱，借到钱就去翠湖边泡茶馆，吆五喝六地请人喝酒，谈天论地。有一年还把我的一双棉鞋拿去典当行换酒钱，还大言不惭地跟我说，冬天还早哩，再说昆明的冬天也不冷。可那是我的母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