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姓吧。而忠义，是我小时候的名字。我是我们赵家“忠”字辈的。

我接受了两个月培训后就对学到的东西心怀憎恶了。潜伏、伪装、暗杀、破坏、爆破、侦讯、跟踪与反跟踪。有一次教官在用军统特务干的一桩暗杀事件来作为课堂教学案例。被暗杀者是一个同情汪伪政权的知识分子，大约是个还有点名气的记者吧。军统的人在他去上班时便将他枪杀在家门口。重庆是个山城，人家的老婆刚好在窗户里居高临下地看见了这一幕，于是一家人呼天抢地地追出来，还抓住了一个没来得及逃跑的小特务。这事儿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美国教官嘲讽军统说，他们有一万种方式去杀一个人，但他们却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在人家的家门口杀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当时我就想，杀人还有人道可讲吗？后来想明白了，吃上特务这碗饭，人生里就没有“人道”一词了。他们后来暗杀闻一多先生，不也是在闻先生的家门口行的凶吗？

我想我是一个抗日军人，从事的是堂堂正正的男儿之事，让我去搞暗杀我可不干。我们是受过联大人文思想教育的人，对“特务”这种职业多么憎恨，只有傻瓜才会去从事自己讨厌的职业。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学弟，联大1942级外文系的，也是被抽到我们这个单位受训。但他学了一个月就跑了，军统还到处通缉他。过了几个月不知他通过哪条途径向军委会外事局递了份报告，说自己当初从昆明离开联大时得到的通知是来做盟军的译员，他不想做跟特务有关的工作。军统后来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外逃期间的工资，然后送他去了滇缅战场。这也说明“中美合作所”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恐怖血腥吧？

虽然我也讨厌特务受训，但我那期间学到的本事也没浪费。四六年我从内战前线跑回昆明，曾经跟在闻一多先生身边一段时间，自愿当他不喜欢的保镖，只是在他遇害时，我先被军统的人抓走了，关进了监狱。这段经历我交代过，你可以查查。再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年你们一直查不到我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呢？嘿嘿，有名师指点过的。

我庆幸那时血气方刚，只认准一个人生目标：杀日本鬼子。为了这个目的，你给我多少高官厚禄我都不干。有段时间军统的大特务戴笠要来“中美合作所”选几个人去蒋介石的侍从室，他们竟然选中了我，也许因为我个子高，体格健壮，还人模狗样吧。但我不去。而且我还告诉他们，不想在行动组受训了，我请求去军事组，并列举了一大堆理由，但未获批准。我就去找军事组的美国教官科尔少校。这个家伙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标准的职业军人。美军教官那时都住在白公馆，还不是《红岩》小说中写的那种阴森恐怖的监狱，白公馆本来是幢洋房别墅的，我们叫它第三招待所。美国人喜欢打篮球，我在联大时就是我们国文系篮球队的，因此在球场上跟科尔少校混熟了。而且他喜欢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歌，这个我可不含糊，一段一段地用英文背给他听，把他震得一愣一愣的。说中国军人怎么还认识艾略特？我说艾略特算什么，我还能背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下我去军事组就易如反掌了。我去那里是有野心的。那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即将从印度反攻，打通中印公路，这支部队是中美联军，完全由史迪威将军统帅，不会再重蹈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指挥不灵的覆辙了。我想通过在军事组的受训，去那支部队效力。你我都知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国军部队的败仗大多是这种原因。

可后来为什么我没有去成驻印军而到了滇西的远征军呢？这真是命里有安排。不知是哪个家伙告的密，我们在山西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一段被军统掌握了，我和卞新和都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审。虽说那时国共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毕竟是军统的单位，审查严格。你以为渣滓洞监狱只关共产党人吗？也关我们这些人啊。渣滓洞的脚镣手铐我还是戴过的。卞新和很快就被放出去了，敌后情况复杂嘛，我们又不是变节投敌分子。但我和你去晋城八路军办事处那一段却交代不清楚啰。嘿嘿，我们两个各为其主，那时都不受主人待见啊。可能同一时间里，你在延安蹲窑洞受审查，我关在渣滓洞。我们都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憋屈着哩。你说说，这历史可笑不可笑？审讯者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进了八路的门，还要跑回来？我只咬定一个理由，说在八路那里看到他们墙上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没有挂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信奉三民主义，不愿意认洋人当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