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和松山两场“玉碎”战，这不能不引起芳子的关注。其实更让这个资深记者惊讶的是，当年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老兵在沉默了二三十年后，才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纷纷著书，叙说他们三十多年前的战斗经历。芳子小姐就不能不质疑日本军部：不是说他们都“玉碎”了吗？怎么还有幸存者？也许，从这些参加过“玉碎”战的幸存者讲述的战争经历中，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身影？

但她没想到被一个中国老兵坏了她追寻父辈光荣的好兴致。座谈会结束后她私下里问中方翻译，刚才在会上大声斥责的那个中国老兵，是中共的干部吗？是不是专门派来做宣传的？翻译又问了身边的本地人，回答她说，不，他是个老国民党。当地人都这样说他。芳子小姐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目光里有了很复杂的内容。她对中国的近代史还是有所了解的。

晚上，芳子小姐敲开了秋吉夫三的房门，问他愿不愿意陪她出去走走。秋吉晚宴时也多喝了两杯，有点微醉，但还很清醒。他说，芳子小姐，你应该知道，在这个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地方，日本人如果没有中方陪同人员，是不会轻易上街的。虽然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们就像前世仇人哪。进来吧，我给你煮茶。龙陵的茶，刚才那个副县长送我的。他不知道，这种茶叶五十多年前我们就喝过了。在松山的地堡里，防疫给水部那帮勤奋的家伙，有本事把浑浊的水过滤干净，也能煮出味道上佳的茶来。

芳子小姐其实是想找秋吉前辈聊天。一杯有历史苦味的茶，也许正适合这样的一个夜晚。

25 一千三百分之一

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