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要离开》还是《你为何离开》：我一直搞不懂这歌名到底是个问题还是个答案。我的舞伴是小瘦子，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小瘦子围着我跳舞时的一招一式模仿了颇具异域风情、身材丰腴的墨西哥艺术家东歌蕾蕾，而我仅仅是不停地打响指，试图跟上这首歌的复杂节奏。小瘦子才不在乎什么节奏：她对我上下其手，爱抚我的头发，将我的上衣扣子一颗颗解开。我依旧努力打响指，努力跟节奏。歌曲结束了，小瘦子美成了一朵花，而我却凋谢了。半裸的我杵在文哲系木地板舞台上，睾丸缩成了两只小蝌蚪。关于学习班的记忆，先说到这儿。

为了挽回面子，我只得邀请小瘦子来家里吃饭。一来二去她就怀孕了，我们就结婚了。小瘦子觉得我天生就是个跳现代舞的好坯子，在厂里做事实在屈才。因此，我离开了果汁厂。我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成为了她的私人大项目。小瘦子上的是墨西哥城某个全白人的大学。学校不怎么正经，与其说是教书育人，不如说是误导学生，在他们的脑袋里种下鹤立鸡群的幻觉。但是据她说，在大学的那几年她开始变得反叛，什么都看不惯。她变成了个本土主义者、佛教徒和素食者。说白了，就是个喜欢为了所谓社会正义奔走相告大声疾呼、披着土著胡依皮尔[1]的四不像白妞儿。如果我今后跳舞赚不到钱，她会寄来自己的积蓄；或者说，是她爸爸留给她的积蓄。或许有一天，我还可以用这笔钱整整牙。我不会抵抗。我们在小灯笼街三号租了房子。就像世界上所有已婚人士所经历的那样，没过多久，小瘦子变成了个大胖子。

但不论我多么努力，不论我身形有多么完美，我始终找不到现代舞舞者的工作。我参加了好多公司的舞蹈面试，比如陨落的伊卡洛斯、交错空间、宇宙民族这几家。甚至还有那个叫开放空间的舞团：这舞团和名字一样，开放得很，是个人就要。我差点就被民间艺术公司录用了，但是最后这份工作被一个皮肤滑得像蚯蚓、个头矮得像软木塞子的小年轻抢了去。

如同歌手拿破仑所唱的那样：“我止步不前，似尚未点燃的绿色柴木，似尚未生根的苍天大树。”舞者梦破碎的我，做过按摩师和修自行车的师傅，后来在一家叫作帕纳索斯山的书店外卖冰棍儿。每份工作至多坚持两三个星期。有大约两个星期的光景，小瘦子和我在家里一句话都没说。这期间，我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让拖鞋在地上拖拖拉拉，尽量不让她察觉到我开了几次冰箱门、拿出多少片火腿、多少杯酸奶或乳蛋糕，尽量不在厕所里发出不雅的声响。结果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说：

“高速路，你有完没完？”

“什么有完没完？”

“受够了。”

为了不让我闲着，她把我送到大学当旁听生。我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她还算给我了些自由。我上了古典文学课，原因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罗马人的故事。我还选了现代文学，因为如果我哪天当了父亲，我必须懂得如何向儿子或女儿讲现代故事。我到底算不算个好学生，我自己也不晓得。但是这些课程让我有机会阅读，让我感到充实。那些个小说家，我一个都不喜欢。但是说起诗人，有几位我倒是挺欣赏。散文家更不用提了，我爱得不得了：从蒙田先生，到伍尔芙女士，到切斯特顿先生。但是最让我痴迷的是古典文学。我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地说，我每一本都读了。迄今为止，所有古典文学作家中我最爱的是苏埃托尼乌斯。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翻出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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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书，我还有读报的习惯，特别是在那些找工作频频被拒、心情跌到谷底、自怜自艾的日子。在文哲系咖啡厅的一天早上，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关于某位作家将所有牙齿换新的消息。他如何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手术呢？仅仅是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而已。命运在我眼前豁然开朗。我决定好好攒钱。如果这个无名小辈能换得起整口牙，那我也能做到，说不定比他做得还好。我把这篇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塞进了钱包。我一直将它带在身边，像是我的护身符。

正如为《经济学人》撰稿的占星师朱利安·赫伯特所预测的那样，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城发生了大地震，地动山摇。就在地震同一天，我的儿子悉达多·桑切斯·托斯塔多出生于民族医院。悉达多这个名字是小瘦子起的，后来她又给他起了小名“佛”，或是“小佛”。我本来中意“洋子”这个名字，“小野洋子”那个“洋子”，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日本文化和披头士乐队。但是，我们生了个男孩，只好采用小瘦子挑选的名字。这事我俩之前就已经说好了。悉达多出生时很健康，很正常，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点。按我说，孩子长得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丑。对于孩子的评价，先说到这儿。

悉达多刚刚学会在地上爬，小瘦子也终于从产后抑郁症的阴影走出来了。一天，我请我的朋友狗子来家里吃饭。我俩回忆了当年的旧时光，颇为怀念。本来我俩都开心得很，但当小瘦子将咖啡端上来时，狗子和我讲，他前几天碰到了胡志明，就是那个接替我保安工作的胖子。狗子是在一家小酒馆看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