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她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

这种待遇让我很不适应，因为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欣赏，不是鼓励，而是鄙夷和嘲弄，甚至还有些怨恨。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在他们的心中，是已经将林峰定了罪的。

同样，我和老罗在她们眼中的形象则是“助纣为虐”。

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得忐忑不安，生怕顾明的那件事在这里重新上演。倒是老罗，满脸的不在乎，但我却注意到，他一直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所幸这些人还算理智，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

一走进法院的大门，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庭审进行得按部就班，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当事人林峰一概否认。我和老罗反而没有什么作为了，王凌没能作为我们的证人出庭，张静那边的调查暂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此前已经通知过我，今天她不会出庭。

所以，我们既没能提出新的证据，也没能对检方提出的证据做有效的反驳。

“公诉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出？”庭前调查进入了尾声，法官依照惯例问道。

而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在庭辩阶段尽尽人事，期待案子二审的时候，张静的调查能有些进展。

这时候，公诉人的一句话却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是的，审判长，我们请求新的证人出庭。”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公诉人，无法理解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找到新的证人证据。

而当公诉方的证人走入法庭的时候，我彻底呆住了，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证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公诉方的新证人竟是那家民间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负责人王凌。

这下，我总算明白王凌为什么会对我们避而不见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罗，却发现老罗根本没什么反应，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一直在摆弄着手里的一支钢笔。

“证人，你的身份？”审判长问。

“××妇女权益保护组织负责人。”王凌答。

“证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你有如实向法庭作证的义务，如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请你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审判长说道。

王凌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审判长说道：“公诉人，请对证人提问。”

“证人，你是否认识本案的被告人？”公诉人问。

“是的。”王凌答，“他曾是我的调查对象。”

“被告人为什么会成为你的调查对象？”公诉人问。

“我们曾接到他妻子徐女士的求助电话，称遭到了被告人的虐待和殴打。”王凌说。

“证人，请你辨认一下，徐女士是否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公诉人递给证人一张照片。王凌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

“对于徐女士的请求，你们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公诉人问。

“没有结论。”

“为什么没有结论？”

“调查一开始，徐女士就表示不需要我们调查了，说是自己摔伤的，请求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能够引起被告人的注意。”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女士称被告人平时对家中关心较少，一心扑在工作上。”

“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认为，被告人是否曾对被害人徐某实施过暴力行为？”公诉人问。

王凌没有立即作答，而是想了想，才说道：“我认为被告人曾对被害人徐女士实施过暴力行为。”

“你有啥证据？”老罗突然站了起来，问道。

“辩护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还没到你提问的时间。”审判长提醒道。

“没关系。”公诉人毫不在意地说道，“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请辩方律师提问证人。”审判长说。

“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对徐某实施了暴力，请问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老罗阻止了我起身发问的企图，问道。

“徐女士身上的伤痕和我们调查时她的精神状态。”王凌说。

“我记得你和我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徐女士亲口承认伤痕是她自己造成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是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结论。”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坚持认为徐女士自己不可能造成那种皮带抽打的伤痕，尤其很多伤痕在她的后背。”

“你是医生？”

“不是。”

“法医？”

“不是。”

“你是否具有伤情鉴定资质？”

面对老罗连珠炮一样的发问，王凌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没有。”

“反对，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公诉人举手说道。

“审判长，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老罗说，“很显然，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殴打一事属于证人的主观推断，而证人并不具备伤情鉴定资质。只凭感觉做出了徐某身上的伤痕是皮带抽打的痕迹，以及这些伤痕是由我的当事人造成的推断。

“我希望法庭注意一件事，伤情鉴定是极为专业的，应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证人并不具备这种专业资质，她的陈述是基于主观的推断，因此证词不应被采纳。”老罗说。

“公诉人的反对无效，辩护人，请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谢谢。”老罗点了点头，挑衅似的看了一眼公诉人，继续问道，“证人，你刚刚说到，判断徐某遭到我的当事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