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过很久。这一点您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您了解我的命运，而且我还活着。我越思考，就越觉得这个问题应归纳为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求福避祸而不触犯他人，这是自然的权利。当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成了一种祸害，而且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时，那就要允许摆脱它。如果世界上有一种明白而确定的准则的话，我想就是这一准则。如果把这一准则给推翻掉，那就没有什么人的行为不是在犯罪了。

我们那些诡辩家们对此是怎么说的来着？首先，他们把生命视为一种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它是别人给予我们的；但是，正因为它由别人给予了我们，那它就属于我们了呀。他们的两只胳膊不也是上帝给的吗？但是，当他们担心罹患坏疽病时，他们不是也要让人断其一臂吗？而且，如有必要，甚至两只胳膊全都截去。类推法对于那些相信灵魂永存的人来说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如果说我为了保留一个更珍贵的东西，即我的身体，而牺牲我的胳膊，那我也可以为了保留一个更珍贵的东西，即我的幸福，而牺牲我的身体。如果说上苍赐予我们的所有礼物，对我们来说自然而然都是一些财富，但它们太容易改变其性质了，因此，上苍又另外把理智也赐予了我们，以便我们学会鉴别这些财富。如果这条准则并不能让我们挑选一些礼物而抛弃另一些礼物的话，那么它在人类中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的反驳站不住脚，因此就变着法儿折腾。他们把生活在世上的人看做是站岗放哨的士兵。他们说：“上帝把你安置在世上了，没有得到他的准许，你为什么离开尘世呀？”可你，上帝已经把你安置在这座城市里了，你未经他同意，为什么要出城呀？上帝的准许是不是不妥当呀？而我，无论他把我安置在何处，不管是在一个物体里，还是在大地上，只要是我觉得在里面待着舒服，我就待下去，一旦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从那里面出来。这是大自然和上帝的声音。必须等待命令，这我同意，但是，当我自然死亡时，上帝并不是在命令我摆脱生命，而是在剥夺我的生命，反之，他在使生命变得让我无法忍受时，才命令我抛弃生命。在第一种情况中，我在全力地进行对抗，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则只有服从。

有那么一些挺不讲理的人非要说自杀就是对抗天主，好像人家就是想不听上帝的旨意似的，这您想象得到吗？根本就不是不想活了才逃避上帝的旨意，而是为了执行他的旨意。什么！难道上帝只对我的身体具有权力？广袤世界中有哪个地方有人不在他的掌管之下？当我已被净化的本质更加单一、更与他的本质相似时，他就不再直接支配我了吗？不，他的公正与善良是我的希望；如果我一死就将违背他的旨意，那我就不再想死了。

这是《费东》[16]的许多诡辩话语之一，不过倒是充满了崇高的哲理。苏格拉底对塞伯斯说：“如果你的奴隶想自杀的话，你若有可能，就不惩罚他毫不应该地剥夺了你的财产吗？”善良的苏格拉底呀，您在跟我们说些什么呀？人死了之后，就不再属于上帝了吗？情况绝不是这样的。您应该说：“您如果给您的奴隶穿上一件妨碍他为您干活儿的衣服，而他为了更好地干活儿，把这件衣服脱了，您会因此而惩罚他吗？”最大的错误就是太看重生命了，仿佛我们的存在就依靠生命，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看来什么都不是，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它也什么都不是，因此，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淡一些。当我们抛弃了我们的躯体时，我们只不过是在脱掉一件不合身的衣服罢了。这种事有必要大加议论吗？绅士，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在谈那些道理时是荒谬的，心狠手辣的，他们这么一来就加重了所谓的罪过，仿佛人家自己剥夺了自己的存在似的，而且还要惩罚人家，好像人家还活着似的。

至于《费东》，该书给他们提供了唯一一个宝贵的论据，可他们却从未运用过。关于这个问题，该书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苏格拉底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判决，几个小时之后便失去了生命，他没有必要细心研究他是否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假设他真的说了柏拉图在书中让他说的那番话，请您相信我，绅士，他就会更加细心地研究这些话，找机会把它们付诸实践的。就在离开尘世的那个夜晚，卡东把这本书从头至尾地看了两遍，但他还是自杀了，这就足以证明，人们是不可能从这部不朽之作中找到任何有力的论点，来反驳人们有权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

还是这帮诡辩家，他们在问生命可不可能是一个祸害。注意到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的错误、苦难和罪恶，人们就会要问，生命曾经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罪恶总在不断地侵扰有道德的人；在有道德的人活着的每时每刻，他都是坏人所追逐的猎物，或者他本身也变成坏人。抗争与苦斗，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不停地干坏事和遭受苦难，则是坏人的命运。在其他方面，好人和坏人是不相同的，除了生活中的苦恼而外，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您需要有力的证据和事实的话，我将给您引述一些神谕、智者的辩驳和通过死而获得补偿的道德行为。咱们别谈这些了吧，绅士，我想跟您谈谈，我想问问您，一个智者如果不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努力做到心如槁木的话，那他在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