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非要让她表姐去休息几个钟头，因为她已经守护了一夜，并且还想继续守夜。这时候，病人得知医生要给她脚部放血，并且医生还要给她开处方，便让人把医生叫来，对医生说道：“杜波松先生，医生对担心自己的病好不了的病人总是瞒这瞒那，这是很富有人道精神的做法，我很赞同，但是，对所有的病人都这样地用药，这样地挽救，这种做法，我认为就是多余的了，而且也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甚至是很残忍的，因为好些病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您认为我该怎么治您就怎么治好了，我会完全配合您的。但是，您要是给我开一些安慰性的药物，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我是身体有病，而不是精神上有病；我并不害怕生命的结束，但却害怕余下的日子没能好好地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极其宝贵的，不可糟蹋。如果您无法延长我的生命的话，那您就更不该剥夺我好好利用大自然留给我的最后的那短暂的时光了，因为您那样做，等于是在缩短我的这所剩无几的时光。我余下的时光越短，我就更应该加以珍惜。能治好最好，不能治就不用管我了：我会很好地面对死亡的。”这么一个平时说起话来胆怯腼腆、温文尔雅的女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口气如此坚决，铿锵有力。

这一夜十分难熬，是生死攸关的一夜。她气促，胸闷，时而昏迷过去，皮肤又干又烫；身上高烧不退，老在屏足力气喊马尔塞冬，好像要紧紧地抓住他似的，有时候也在喊她从前发高烧时反复呼唤的另一个人的名字。第二天，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他估计她拖不过三天。这个可怕的消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一生之中最可怕的时刻就是这一时刻，我得把这个秘密深藏在心里，可自己又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我独自一人跑到小树林里徘徊，反复考虑该怎么办，不免忧伤地想到自己老之将至，还未尝尽幸福甜蜜的生活，便成了孤寡老人，老境凄凉。

头一天，我曾答应朱丽把医生的诊断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因为她对我说了许多令我十分感动的话，我不得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可我感到我的这种诺言真的履行起来，心里很不落忍。难道为了一句随口答应的话，就真的要去这么做？去伤她的心？让她苦熬着等死？我有什么理由去这么做呢？向她宣布死期不是让她死得更快吗？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欲念与希望这些维系生命的要素，她还能有吗？当她知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她还会享受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吗？难道要让我来加速她的死亡吗？

我心中从未这么激动过，我急促地走来走去。我没完没了地这么疾步走着，愁苦痛心，难消难灭，心里像坠着一大块铅似的，既沉又堵。最后，脑子里终于闪过一个念头，使我痛下了决心。是什么念头，您也就别去硬猜了，还是我来告诉您吧。

我这么考虑究竟是为了谁呢？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呀？我根据什么这么考虑的？是根据她的思路还是根据我的思路？根据她的思路或我的思路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呀？我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凭借的只是几个可能性而已。是的，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人可以推翻的，但是又如何去证明它是正确的呢？她的想法也同样有她的理由来证明其正确性，而她认为她的想法之正确是有其依据的，在她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在涉及她的问题上，我有什么权利采取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的论点而摒弃她认为是经过检验的论点呢？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论点的结果吧。按她的想法，她认为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安排将决定她来世的命运，而按我的观点，我想要为她做出的安排，三天之后就与她毫不搭界了。照我的看法，三天之后，她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是，万一她言之有理的话，那差别可就大了！那将是永恒的善与永恒的恶之间的差别！……万一真的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呀！这可就太可怕了……我心中在说：“你这个不幸的人呀，你宁可伤自己的心，也别伤她的心呀。”

这是我对曾经被您多次批评过的怀疑论所感到的第一个疑惑。从此，这种疑惑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不管怎么说，这个疑惑将使我摆脱过去一直在苦恼着我的那个疑问。因此，我立即做出了决定，而且，因为担心自己会改变决定，我便急匆匆地跑到朱丽的病榻前。我叫大家都出去，然后，我便坐了下来，我当时是个什么神情，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在她面前，我没有必要像在小心眼的人面前那样，说话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但我还没开口，她看见了我，心里就有数了。“您是想把医生的话告诉我吗？”她把手伸给我说，“不，我的朋友，我已经感觉到了：死亡已迫在眉睫，我们该永别了。”

然后，她跟我说了许多事，将来有一天我将告诉您；她在说的时候，把她的遗言深印到了我的心中。如果说我此前并不了解她的心的话，那么，她最后的那番话足以使我了解它了。

她问我家里其他人是不是都知道她的情况了。我告诉她说，大家都很担心，但确切的情况并不知晓，杜波松医生只把情况跟我一人讲了。她要求我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此消息要严格保密。接着，她补充说：“克莱尔只有我亲口告诉她，她才能承受这个打击，如果其他人告诉了她，定会要了她的命的。我决定今天夜晚去做这件虽悲伤但却必须做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要确切知道医生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