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不极口称赞。而我呢？当那位过去的恋人向自己的好友布施慈爱和温暖时，这种感人的场面，不由使我感慨万千。

过后，波比开始阅读《绿色的海因利希》、《塞尔德威拉的人们》两书（克勒代表作）。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书中人物都成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本来，我还想介绍康拉德-费德南·麦雅20的作品给他看，犹豫再三，终于作罢，因为麦雅的文笔太过凝练，简直有如拉丁语那样简洁，唯恐波比无法领会，同时，把历史的深渊在他那明朗沉静的眼神前摊开，也颇不相宜。于是改变初衷，说些圣法兰西斯的轶事给他听，并介绍他阅读莫立克21的短篇。后来，波比曾坦白表示，若不是去了几次动物园的水獭池，经常在那边沉溺于有关水妖的童话幻想，否则，那些美丽的故事恐怕大半都无法体味。这倒是我未曾料到的事。

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不知不觉间都以“你，我”相互称呼，毫不为俗礼所拘束。这并不是出自我的提议，即使我提出那种意见，大概波比也不会答应，而是彼此都极自然地以“你”叫起来。有一天，两人才注意到这件事，不由笑起来，以后便一直沿用这个称谓。

寒意渐深，冬天的脚步渐近了。波比无法推着轮椅到外边散步，我只好在他的姊夫家的客厅打发时间。

那时我才发觉，我若不稍作一点儿牺牲，绝不可能获得这个新友情。木匠仍如以前那般冷漠、沉默、闷闷不乐。家里长期养着一个无所事事的食客，他不免引以为烦；连我和波比的交好，他也不觉愉快。有时，我和波比聊了一整晚，他在旁边看报，一直绷着脸似乎很不高兴。连平日百依百顺的女主人，提起这件事，也不大赞同丈夫的意见，她坚决反对将波比移往别的地方。为了缓和木匠的心绪，我曾试着提出种种新方案，然而始终未获他的采纳，反而惹来他的怒意，出言嘲笑我和波比的友情，或者对波比滥发脾气，使他难堪。当然，一个病人加上我经常在他家做客，对一个经济窘迫的家庭而言，自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我仍然衷心希望能与他取得同一的步调，共同来关照爱护这个可怜的残疾者。一再斟酌的结果，所得的结论是：不论我采用任何对策，不是会伤害到木匠，就是会给波比带来不利的后果，两者总难摆脱其一。一向，我不管从事任何工作，就不喜欢毛毛躁躁地骤下结论——为此，在苏黎世时，理查还为我取个“慎重居士s”的绰号——我静静观察事态的发展约几个星期，仍无法获致结论，我唯一担心的是，怕会失去其中一方面的友情，也许两个友情都要失去。

在这种含含混混的状态下，不愉快的气氛日甚一日，随之我又开始上酒肆。有一晚，心绪格外恶劣，我到一家小酒馆一口气喝下两公升的瓦多斯酒，以驱散那讨厌的气氛。到底暌违杯中物已有两年，酒量大逊于前，虽然总算安然回到家里，实在也苦不堪言。第二天，心情无比舒畅，正如昔日痛饮后的感觉一样，于是我鼓起勇气，前往木匠家直接向他表明，希望波比能委由我来照顾。当时他没有明确地作答，经过几天的考虑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

过后不久，我告别了住惯已久的单身汉小房间，和波比搬进新租的房子，二人共同经营正式的家庭生活。这一小小的家，在我，仿佛有结婚生活的滋味，起初几天，实在弄得我手忙脚乱，稍后，我便雇一个老妈子洗衣烧饭。不久，我们对这共同生活，都觉非常愉快和睦，虽然此后我更不能无牵无挂随兴去旅行，然而并不感痛苦。我写作时，友人静静地坐在旁边，好像是我心灵的安定剂和催化剂。照顾病人的生活起居，在我是生平第一遭，起初做来，实在不是滋味，尤其为他脱衣穿衣时，更是一棘手的差事。不过，波比也很耐心，并且一直对我表示感谢之意，不由使我感到羞愧，由是我更加努力学习，好把他照护得更舒适服帖。

我久已不在那位教授家露脸，倒是伊莉莎白家去得很勤。她家仍如往常一样对我具有一种吸引力。去那里时，她总要拿出茶点或酒来招待。有时，看着她操持家务时，不由泛起感伤的心情，但随后，又对自己这种“维特式”的感情觉得好笑——此时，我对异性的爱情，已没有自私占有的心理，伊莉莎白又是个聪慧、活泼、娇憨的女性，所以，我们之间毫无隔阂、毫无芥蒂。实际上，我们见面时经常辩论、争执，但这是“友善的争吵”，心底仍互相保持尊敬。惟其如此，连一些芝麻小事也会引起热烈的争论。尤其，连我自己也感到可笑的是，我曾对她力辩独身生活的优点——对方是自己原先一心想跟她结婚的女性——甚至还把她那年轻善良、常夸耀自己妻子的才慧的丈夫搬出来嘲笑。

曩昔的爱情之火，仍悄悄地在我心中继续燃烧着，但那已不是像从前那样炽烈、贪婪，而是仅能保持继续燃烧的温火，使我这个始终保持年轻心性、没有作为的单身汉，能够在冬夜时暖暖手指的火。波比和我的感情已至水乳交融的地步。此后，我常感觉自己仿佛被“至爱”的美妙意识包围着，因之，我那富有诗意和青春气息的爱情，仍能够在内部继续生存，而不觉有任何危险。

虽则如此，不过每当伊莉莎白耍起女人特有的小性子时，我的热情就大为冷却，而为自己的独身生活庆幸。

自和波比共同生活以来，也几乎很难得踏进伊莉莎白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