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付不起钱的穷人，但他似乎不缺钱花。他就睡在脏得要命的办公室里，要吃饭了就去火车站对面小木屋里比夫·卡特开的食堂。夏天，食堂里到处是苍蝇，比夫·卡特的白围裙比地板还要脏。但是帕西瓦尔医生不在乎。他雄赳赳地走进食堂，甩二十美分在柜台上。“这些能买什么就给我什么吧。”他笑着说，“把原本就卖不掉的给我吧，对我来说没差。我本是人中翘楚，你知道的。我何必为自己吃什么而苦恼呢。”

帕西瓦尔医生说给乔治·威拉德听的故事自莫名其妙处始，于莫名其妙处终。有时，男孩想这些故事一定都是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转头又坚信其中藏着真理大道。

“以前我也跟你一样，是个记者，”帕西瓦尔医生开篇道，“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小镇上——还是伊利诺伊州来着？我记不清了，哎，反正也不重要。说不准我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呢，不想说得太具体。你有没有奇怪过，我什么活也没干，怎么有钱花？可能我是江洋大盗，或者来这里之前犯了谋财害命的事。很值得玩味的说法，对吧？如果你真是个机灵的记者，会把我调查一番的。在芝加哥，有个克洛宁医生被杀了。你听说过吗？几个人把他杀了，藏在行李箱里。第二天一早，他们将行李箱运到了城市的另一头。行李箱就放在特快班车末尾的那节货厢里，凶手就坐在那里，没事人似的。他们一路穿过安静的街巷，家家户户都还在睡大觉。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来。单是想想他们坐在火车上，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跟我现在一样，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意思吧？搞不好我就是其中一个呢。那样，事情就有意想不到的反转了，你说是吧？”帕西瓦尔医生重新捡起话头，“嗯，反正那就是我了，一个报社的记者，跟你现在一样，到处跑，发表些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我的母亲很穷，收脏衣服来洗。她的梦想是把我培养成长老会[2]的牧师，我那时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学习。

“当时，我的父亲已经疯了好多年了，收容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那边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唉，看吧，我说漏嘴了！一切都发生在这里，就在俄亥俄。如果你想要调查我，这不就有一条线索了嘛。

“我想跟你说我的弟弟来着。说来说去他才是目的，他才是我真正想说的。我弟弟是一个铁路油漆工，在四大铁路公司[3]干活。你知道的，那条经过俄亥俄州的铁路。他和其他工人一起，住在一节货车厢里，挨个镇挨个村地给铁路设施上漆，包括转辙器、岔口遮断器、桥梁、车站等等。

“四大给他们的车站漆成一种很恶心的橙色。我真是讨厌那颜色！我弟弟总是沾得满身都是。发工钱的日子，他会喝得大醉，到家时还穿着全是油漆的衣服，把钱揣在身上。他不会把钱交给母亲，而是一整摞地摆在厨房桌上。

“他在屋子里四处走，穿着沾满恶心的橙色油漆的衣服。这画面历历在目。我的母亲是小个子，红色的眼睛，眼神忧伤。她会从屋后面的小棚子里走进来。就是在那棚子里面，她整天趴在洗衣盆上，刷着别人的脏衣服。她走进来，站在桌子边，用沾满肥皂泡的围裙擦眼睛。

“‘别碰！你敢碰那钱试试！’我弟弟大吼，然后他自己拿个五块十块的，咣咣咣地走去酒馆了。花完那些钱之后，他又回来拿。他从不给母亲一分钱，但是自己就一点一点花，花完为止。然后他又回到铁路上去，跟那些油漆工一起干活。他走了之后，家里就会收到很多东西，杂货之类的。有时候会有一条给母亲的裙子，或是一双给我的鞋子。

“我们过得还蛮好。我学做牧师，还祷告。我真是三天两头做祷告。你真应该听听的。父亲死的时候，我祷告了一整夜；有时候弟弟在镇上喝酒，到处给我们买东西，我也会祷告。吃过晚饭，我跪在摆着钱的桌子边祷告，一跪就是几小时。旁边没人的时候，我就顺个一两块钱塞进口袋里。现在说着好笑，可在当时是很糟糕的事情。我那时心里老是记挂着这事。报社的工作我每个礼拜能挣六美元，我直接拿回家交给母亲。从弟弟那堆钱里偷的几块钱，我就全自己花了，你知道的，买松糕、糖果、香烟之类的。

“我父亲在代顿的精神病院去世的时候，我去过那里。我跟老板借了一点钱，在晚上上了火车。天正下着雨。精神病院里的人都把我当国王来接待。

“精神病院的职工得知我是一个记者，很害怕。父亲生病的时候，你知道的，他们对他不是那么上心，马马虎虎的。他们以为我会把这事登报，闹一番。我从来没想过做那种事。

“言归正传，我走进病房，父亲躺在那里，我给遗体做了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弟弟知道了一定会笑的。我就站在遗体旁边，伸出双手。精神病院的院长和他的几个帮手走进来，候在一边，满脸愧疚。特别好笑。我伸出手，说：‘愿逝者安息。’我就说了这句。”

帕西瓦尔医生跳了起来，故事戛然而止。他在乔治·威拉德坐着听故事的报社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局促不安，因为办公室小，所以东碰西撞的。“我真是傻啊，扯这些，”他说，“这不是我来这里硬要和你交朋友的目的。我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你是个记者，跟我过去一样，我注意到了你。可能你到头来会沦为另一个傻子。我想提醒你，想一直提醒下去。所以我才来找你。”

帕西瓦尔医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