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堡电报员成了一个诗人。憎恨将他升华。“我之所以把我的故事告诉你，是因为我看见你亲了贝拉·卡彭特的嘴唇，”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希望你留个心眼。你的脑子里可能已经在做美梦了。我要摧毁你的幻想。”

沃什·威廉姆斯开始讲述他和那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孩的婚姻。两人相识的时候，他还在代顿市做电报员。他的故事不时涌现出美好的时刻，也夹杂着一串串恶毒的脏话。电报员娶的女孩是牙医的独生女，牙医有三个姐姐。在结婚当日，他因为能力过人获得了晋升，做了调度员，加了工资，被派往哥伦布市的办事处。新婚宴尔的两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准备按揭买房。

年轻的电报员深陷爱河。他宗教热情高涨，因而躲过了年轻时代的重重陷阱，直到结婚前还是处子之身。他给乔治·威拉德描绘了他和年轻的妻子在哥伦布市的生活图景。“我们在房子的后花园种菜，”他说，“你知道的，豌豆和玉米之类的。我们搬到哥伦布的时候是三月初，天一暖和起来我便去花园里干农活了。我拿着一把铁锹松黑土，她在一旁笑着跑来跑去，假装害怕我挖出来的那些虫子。四月末播种。她站在苗床之间的小路上，一只手提着纸袋，里面装满了种子。她不时递给我一些，我把种子撒在温暖、柔软的土地里。”

在黑暗中说话的男人哽咽了片刻。“我爱过她，”他说，“我不会说自己不傻。我依然爱她。在春天的日暮中，我在黑土地上匍匐至她的脚下，趴在她面前，亲吻她的鞋子，亲吻她的脚踝。她的裙摆拂过我的脸庞，我在颤抖。那样的生活度过了两年，我发现她还有三个情人，趁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里。我不想对他们或是对她动手，只是让她回娘家，一句话也没说。没什么好说的。我在银行里存了四百块钱，全给了她。我没问她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她走了以后，我哭得像个傻孩子。过了不久我就为房子找到了买家，卖房所得的钱我也寄给了她。”

沃什·威廉姆斯和乔治·威拉德从枕木堆上站起来，沿着铁路走回镇上。电报员很快将故事拉向了尾声，已经激动得无法呼吸。

“后来她的母亲叫我去，”他说，“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去她代顿的家里。我到那儿的时候是傍晚，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间。”

沃什·威廉姆斯的声音高了起来，有点像呐喊：“我在客厅里坐了两个小时。她的母亲领我进去，然后就走开了。他们的房子很时髦。他们是人们常说的体面人。客厅里有长毛绒的扶椅，有一张沙发。我浑身都在颤抖。我想是哪个男人辜负了她，我真恨他。我受够了一个人的生活，我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我等得越久，就越不能掩饰自己的情感，心里也越柔软。我觉得如果她走进来，只是用手碰一碰我，我可能就会昏过去。我多渴望原谅她，多渴望既往不咎。”

沃什·威廉姆斯戛然而止，停下了脚步，盯着乔治·威拉德。男孩的身体怕冷似的颤抖着。男人的声音又变回了柔软低沉。“她走进来了，一丝不挂。”他继续说道，“是她的母亲脱的。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她就在给女儿脱衣服，可能还哄了她好一阵子。我先是听见一扇通往小走廊的门有了动静，然后门轻轻地开了。女孩很羞耻，一动不动地伫立着，盯着地板看。她的母亲没进来。她把女儿推进了门，自己便站在走廊里等着，希望我们会——嗯，你知道的——她就那么等着。”

乔治·威拉德和电报员拐进了主街。灯光从店铺的窗户里透出来，亮晃晃地照在人行道上。人们来来往往，有说有笑。小记者感到一阵恶心与无力。他想象自己也变得衰老走形。“我没杀了她的母亲。”沃什·威廉姆斯说道，目光沿着街道在远近游走，“我用一把椅子砸了她一下。邻居赶了进来，把椅子抢走了——她叫得很响。如今我再也杀不了她了。那件事过后一个月，她就发高烧死了。”

思想家

温士堡的塞思·里士满和母亲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曾是小镇的名胜。但是，到了塞思住在那儿的时候，房子的荣光已经暗淡了。银行家怀特在七叶树大街造了一座砖头豪宅，抢尽风头。里士满家的宅邸坐落于一处小山谷里，在主街最远的尽头。从南方来的农民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一片核桃林，与木板栅栏贴满了广告的集市高地擦肩而过，策马而下，穿过山谷，来到镇上。温士堡南北两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果和莓子，所以塞思经常看见一队队马车满载采莓的男孩、女孩和女人，在清晨驶向农田，又在傍晚灰头土脸地往回赶。人群叽叽喳喳，大声地说着粗鲁的笑话，一车接着一车，有时搞得塞思很心烦。他很难过自己不能笑得如此放肆，不能嚷一些无聊的笑话，不能成为这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欢声笑语之中的一个身影。

里士满家的宅邸是用石灰石砌成的，尽管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房子已是明日黄花，但其实，随着年岁的流逝，它变得越发美丽。房子的砖石增添了光阴的色彩，墙面多了份金色的韵味；每逢傍晚或阴天，光阴又将屋檐下的暗处点缀得斑驳陆离、黑褐错杂。

房子是塞思的祖父建的。他是个采石工人。他将这座房子，连同北边十八英里外伊利湖区的采石场，一并留给了儿子克拉伦斯·里士满，也就是塞思的父亲。克拉伦斯·里士满性格安静又充满热情，在街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