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朝车站边的那些流浪汉招手。他们打算劫走带上家人去赶集的农民的几筐水果。“我们会过得跟国王似的，不花分毫就可以游集市、看跑马。”他们大声吹嘘道。

塞思不见了，弗吉尼亚·里士满在家里走来走去，隐约有些担心。直到第二天镇上的警官来向她打听孩子下落，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平静下来。她彻夜难眠，躺在床上听时钟嘀嗒嘀嗒，告诉自己再这样下去，塞思会和他父亲一样死于非命。她虽然不想让警官妨碍他的冒险，但下定决心要让他知道，她生起气来有多厉害，于是找出铅笔和纸，写下了一段段严厉而尖刻的责备，打算用这些话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她努力将这些训斥之词记住，一边在花园里徘徊，一边大声诵读，仿佛一个背台词的演员。

塞思在周末回到了家，有一点疲倦，耳朵里和眼睛周围沾着煤灰。她发现自己开不了口骂他。他走进屋子，把帽子挂在厨房门边的一枚钉子上，站在那儿，镇静地望着她。“我们出发之后一个小时，我想过回来，”他解释道，“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你会不开心，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继续往前走，我会看不起自己的。我一不做二不休，是为了自己好。睡在湿漉漉的稻草堆里很不舒服，还有两个烂醉的黑鬼躺到我们身边来。当我从一个农民的马车里偷了一篮子午餐，我老是在想他的孩子会不会整天吃不上饭。整件事都让我厌恶，但我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除非其他男孩决定回来。”

“我很开心你坚持下来了。”母亲说道，虽然带着一丝生气，可还是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假装忙着干家务去了。

一个夏天的傍晚，塞思去新威拉德旅馆找他的朋友乔治·威拉德。那天下午一直在下雨，但当他走在主街上的时候，天空有了清朗的一角，西边金光闪耀。他拐过一个街角，走进旅馆的大门，爬上楼梯，往朋友的房间走去。旅馆的办公室里，掌柜正和两个旅客谈论着政治。

塞思在楼梯上驻足，听楼下的男人们说话。他们情绪激动，语速很快。汤姆·威拉德正呵斥着旅客。“我是民主党的，可是你们说的话让我恶心。”他说，“你们不了解麦金利。麦金利和马克·汉纳是朋友。凭你们的脑子，或许根本就不会懂。如果有人告诉你们，友谊可以比金啊银啊的还要深沉、伟大，还要有价值，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政治，你们只会当个笑话听罢了。”

掌柜的话被其中一个旅客打断了。这个旅客高个子，灰胡髭，在一家食品百货批发公司工作。“你以为我在克利夫兰生活了这么多年，会没听说过马克·汉纳？”他反问道，“你简直不知所云。汉纳只想着怎么发财，其他的什么也不在乎。这个麦金利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他把麦金利骗得团团转，你们可别忘了。”

楼梯上的年轻人没有再多做停留。他上了楼，走进狭窄昏暗的过道。旅馆办公室里的谈话声使他的脑子里有了一连串的想法。他很孤单，觉得那孤单是自己性格的一部分，会跟自己形影不离。他走到一条侧廊，站在窗前，俯瞰着弄堂。面包师阿布纳·格罗夫站在他店铺的后门，一双布满血丝的小眼睛在弄堂里东张西望。铺子里有人喊他，他假装没听见。他手里攥着一只空牛奶瓶，眼神愤怒、阴沉。

在温士堡，塞思·里士满被称作“深沉的那个”。“他像他父亲，”塞思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说道，“他过不了多久就会爆发的。等着瞧吧。”

镇上的人都这么说。大人、小孩和他打招呼时，带着油然而生的敬意。这些都影响着塞思·里士满对人生和自我的看法。他和大部分男孩一样，比人们口中赞扬的还要深沉，但真实的他，不是镇上的人甚至他的母亲想的那样。他性格安静并非出于什么重大的目的，他对人生也没什么清晰的规划。当他的伙伴吵吵闹闹的时候，他安静地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闹哄哄的同伴们手舞足蹈。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生不起一丝兴致，他有时在想，自己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了。此刻，他伫立在昏沉的窗边，看着面包师，但愿自己也能为了什么事而全身心地激动——就算是像面包师格罗夫这样也好啊，他还能凭着不时爆发的闷雷吸引一些注意。“如果我能更活泼一点，能像老汤姆·威拉德一样健谈，为政治和人大吵一通，那就好了。”他这样想，转身从窗边离开，继续沿着走廊朝朋友乔治·威拉德的房间走去。

乔治·威拉德要比塞思·里士满年长些，但在两人甚是奇怪的友谊中，乔治·威拉德永远是那个主动攀谈的人，而更年轻的塞思则是被动的那一方。乔治·威拉德供职的报纸有一条准则，那就是每一期都要争取多提人名，尽可能多地对乡民做实名报道。乔治·威拉德像一条生龙活虎的狗，东跑西跑，在本子上记下谁去县城出差了，谁又从邻乡回来了。他整天在那本子上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A.P.林格雷特收到了一批草帽。艾德·拜尔鲍姆和汤姆·马歇尔礼拜五去了克利夫兰。汤姆·西宁斯大叔要在他山谷路的地里新建一座粮仓。”

温士堡的人认为乔治·威拉德总有一天会成为作家，所以觉得他卓尔不群，而他也总是滔滔不绝地同塞思·里士满说这件事。“三百六十行里，这一行的生活最舒坦了。”他断言道，语气激动，满是自诩之意，“你能到各种地方去，也没人对你指手画脚。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