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线勉强划破黑暗，将宋黎民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烟灰缸里已经塞了好几个烟蒂，手机屏幕上是十几个未接通的呼叫记录，对象都是“红梅”。墙上的欧式挂钟指针，不紧不慢地重合在了十二点上。

终于，钥匙插入锁孔的细微声响打破了凝滞的空气。门被推开，刘红梅带着一身夜间的潮气走了进来。她没看客厅里的丈夫，径直走向门口的鞋包处，背对着他，动作略显僵硬地把一大串钥匙挂好。

“回来了？”宋黎民掐灭了手中的烟，声音有些沙哑，“电话怎么也不接？”

刘红梅没回头，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手机静音了。在外面走了走。”她的声音听不出太多情绪，只有一种极度压抑后的平静，像结冰的湖面。

她转过身，脸上带着外出后的疲惫，但眼神已经恢复了往常的锐利和冷静，只是深处藏着一抹难以掩饰的失望和冰凉。她走到沙发另一边，与宋黎民隔着一个座位坐下，身体微微后靠，闭上了眼睛，揉着眉心。

“都走了？我妈怎么回去的？”她问，语气像是询问工作汇报。

“明宇开车把他们送回去了。”宋黎民斟酌着词句，“红梅，孩子也是一时冲动，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刘红梅抬起手，打断了他，动作干脆利落。“老宋，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无效的安慰话。”她睁开眼，目光直视前方空无一物的墙壁，语气冷静得近乎残酷，“现在的问题不是他的态度，而是这件事本身巨大的、无法调和的风险和谬误。”

她微微侧过头，看向宋黎民，眼神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庄颜这个女孩，我仔细品味她很多次了。确实，我不否认，她聪明，漂亮，目标明确，冷酷，而且有野心。这种特质在学术上、事业上或许能成功，但在婚姻里，尤其是对明宇那样理想化、情绪化的孩子，是致命的。”

她顿了顿，条理清晰地开始分析，仿佛在陈述一个项目风险评估报告：“第一，她的家庭。父母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保障，文化程度低，观念陈旧、举止粗俗。这不是歧视，这是客观事实。一旦结亲，未来我们将面对的是无休止的索取：她弟弟的未来、她家人的索取、她父母层出不穷的健康问题和各种乡下亲戚的麻烦事。。。我无法接受，我们几十年奋斗积累的社会关系和地位，要为了几个本不相干的人而被拖累、消耗，甚至毁于一旦。这不值得，也绝不能发生！”

“红梅，即使你说的是事实，是客观存在。但是，她的父母毕竟不在林州，在几百里外的外省乡下。山高水远的，就算将来真有什么麻烦，一来一回也不方便，他们应该也不会频繁地过来叨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问题想得稍微乐观一点？”宋黎民叹口气，试图引导她往好的地方去想。

“不会频繁？宋黎民，你是在发改委坐办公室坐傻了吗？”

刘红梅的目光一下子变得锐利，以一种“你太天真”的语气冷笑道：

“距离？距离在贪念之前一文不值！一个能为了几千块钱农机费坐火车坐汽车跑几百里地女儿上班的地方大闹急诊科的人，难道不会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到你儿子那里吗？这种隔空索取的麻烦，会比人来了更少吗？它会在每一天、任何一个时间点，突然响彻在你的手机和家里的座机上！然后像慢性病一样，缠着你，磨着你！ 不需要他们‘频繁’来！一次，只需要一次，就足够毁掉一切！”

“比如，她父亲哪天心血来潮，提着一篮子土鸡蛋就‘突袭’来了，直接找到你们单位门口，被保安拦下，他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说‘我亲家是这里的大官！你们敢拦我？老宋，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到时候，你怎么办？全机关的人会在背后怎么议论你宋黎民？你辛苦半辈子维持的体面和规矩，会在那一刻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我见过那个人，我坚信这种事他能干的出来。”

看到宋黎民的眼皮垂了下去，变得沉默，刘红梅接着说，

“第二，也是我最担心的，是庄颜本人。”她的声音沉了下去，“即使，当初她第一次到牡丹花园看我，以李耀辉女朋友的身份只是个幌子，没有什么真实，那么第二次她选择苏俊那样的男孩，这一步两步，我看到的只是利用、算计和评估。她想要一张通往更高阶层的门票，一个能让她摆脱原生家庭的城市跳板。明宇的热情和理想主义，在她看来恐怕天真得可笑，但利用起来比前面那两个人都要顺手。这种冷静和目的性，是骨子里的，改不了。过日子，不能找这样的女人，她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为此可以牺牲一切温情的东西。我好气，老宋，我真的好气，为什么这个倒霉蛋偏偏是我的儿子！”

她将目光完全投向宋黎民，带着一丝疲惫的嘲讽：“再说说最现实的。婚礼怎么办？我们这边，省发改委的处长，三甲医院的主任。他们那边，两个可能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站在台上问亲家要‘离娘钱’的农村夫妇。这个场，怎么圆？请不请他们？请了，我丢不起这个人。不请，舆论上我们站不住脚，说我们看不起穷亲戚。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偌大的林州，随便，普普通通，找一个一般体面的好人家的女孩就那么难吗？”

宋黎民默默地听着，妻子的每一句话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他心上。他知道她说得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是理性分析后的结果。他夹在中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