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父母在科里亚特提翁的家，把她难以驾驭的父亲接进家门。在卖掉这些产业的过程中，她在一家生产药品与健康食品的小公司给自己购买了一套投资组合和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身份。公司按月付她报酬。此外她还有在特里宜兰担任文学教师的收入。

十

丹尼死后，农场院子里杂草丛生。阿迪勒尽管身体羸弱，肩膀单薄，却承担起了除草任务。他还主动提议照管前面小径旁边的一小块菜田，修剪并浇灌难以控制的树篱，料理房前的夹竹桃、玫瑰和天竺葵，清扫地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擦洗地板，晾晒，熨烫衣服，清洗碗碟。他甚至重新启用了丹尼·弗朗科的小木工房：设法给电锯上了油，将其磨快，使其重新运作。拉海尔给他买了一把新夹钳，换掉旧的，还买了一些原木、钉子、螺丝和木匠用胶。他抽空给她做了几个架子和小凳子，逐渐更换了篱笆柱，甚至移开了破旧的大门，装上了新门，把门漆成了绿色。那是装有弹簧的轻型双门，两块铰链板在你身后来回晃动几次再轻轻自动合拢，不是啪的一声就关上。

在漫长的夏日夜晚，学生独自一人坐在以前的孵化场、而今他的棚屋的台阶上抽烟，膝头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书上放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着什么。在棚屋里，拉海尔给他配了一个铁床架和一张旧床垫、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只电热锅、一台小冰箱。阿迪勒在小冰箱里放了些蔬菜、奶酪、鸡蛋和牛奶。他在台阶上一直坐到十点或十点半。昏黄的灯光下，他的黑脑袋周围飘着一圈金色的锯末云。他那年轻小伙子的汗味与木匠用胶那令人眩晕的强烈气味混杂在了一起。

有时他会在日落后坐在那里，在暮霭中或月光下吹奏口琴。

见此情景，走廊里的老人嘟囔道：“他又在那里用他东方式的哭诉来倾诉衷肠呢。也许是某支思念我们土地的歌。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

他只会五六支曲子，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反复吹奏。有时他会停止吹奏，纹丝不动地坐在最高一层的台阶上，倚靠在棚屋的一侧，陷入沉思，或者打盹。大约十一点钟，他会起身走进房子。直到拉海尔和她父亲关掉床头灯睡觉，他床上方的灯才会熄灭。

“凌晨两点，挖掘之声再度响起，”老人说，“我出去看了看小阿拉伯人的灯光是否还亮着。看不到灯光。他可能关灯睡觉了，但也可能关灯去挖我们的地基了。”

阿迪勒自己做饭：黑面包夹西红柿片、橄榄、黄瓜、洋葱和青椒，再加几片咸奶酪或沙丁鱼，煮鸡蛋，用大蒜和西红柿酱烧西葫芦或茄子，还有他喜欢的饮料。饮料是他用一只烟熏火燎的锡皮壶酿制的：开水和蜂蜜，加上些鼠尾草叶、丁香或玫瑰花瓣调味儿。

拉海尔不只一次地从走廊观察他。只见他坐在平时坐的那级台阶上，背靠棚屋一侧，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写写，停停，想想，再写几个字，再次停下，思考，再写下一两行，起身绕着院子慢慢踱步，把一个洒水器关上，喂猫，或者给鸽子撒下一捧蜀黍。他还在院边盖了个鸽房。最后他又坐回台阶上，一支接一支地吹奏那五六支曲子。他的口琴发出令人心碎、满蕴忧伤的悠长曲调。接着他用衬衣下摆仔细地擦口琴，把它塞进胸前的衣兜里，然后又低头去看笔记本。

拉海尔·弗朗科晚上也写东西。每周三四次，她会和老父亲面对面坐在走廊上铺着印花油布的桌子旁。而那个夏天，他们几乎每天如此。老人不停地说话，而拉海尔经常噘起嘴唇，写下他的回忆。

十一

“关于伊扎克·塔宾金，”佩萨赫·凯德姆说，“你最好什么也不要问我。”（她并没有问。）“塔宾金上了年纪之后，决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哈西德派拉比 [10] ：他把胡子留长到膝盖，开始颁布拉比行为规范。但关于他，我一个字都不想说。无论好歹。他是个大狂人，相信我，也是教条主义者。一个冷酷、专横的人。甚至虐待他的老婆、孩子多年。可他与我何干呢？我对他没什么可说的。即使你打我一顿，你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关于塔宾金的半个不字。也听不到半个好字。请记下：佩萨赫·凯德姆对于他和塔宾金在1952年的大分裂选择保持沉默。你记下来了吗？一字也不差？然后加上：从伦理角度说，锡安工人运动 [11] 比青年劳动者 [12] 至少低两三个层次。不。请你把它删了。请你再写上：佩萨赫·凯德姆不再找任何理由介入锡安工人运动组织与青年劳动者组织的论争。一切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向所有既非狂热者也非教条主义者的人证明，在那场论争中他们究竟错得有多离谱，而我是多么的正确。我说这话带着应有的谦虚，完全客观：我是对的，他们都犯了错误。不，删去犯了错误。写上违法乱纪。他们气势汹汹、毫无根据地指控我，各种恶语相向，在违法乱纪之上又加上了邪恶。但是历史本身客观、现实的发展证明他们怎样错待了我。最厉害的违法乱纪之徒乃为‘无望先生’和‘无用先生’，塔宾金的爪牙。句号。时过境迁。我年轻时喜欢他们二位。在塔宾金先生成为拉比之前，我甚至也喜欢过他。他们也有些喜欢我。我们梦想着改进自己，梦想着改进整个世界。我们喜欢山丘和幽谷，甚至也有些喜欢荒野。我们说到哪儿了，拉海尔？我们怎么说到这了？在这之前我们说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