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就是他从自己的孩提时代保留下来的。眼镜由一根细绳固定，有可能模糊不清，于是他不住地用穿在破工装牛仔裤外的衬衣的衣角擦拭它。他的左半边脸有个酒窝， 给他平添了几分羞怯和孩子气。他只刮下巴和鬓角；脸部的其他地方光溜溜的，没长毛。他的鞋子对他来说有些大，过于粗糙，在灰尘覆盖的院子里留下了奇怪而吓人的脚印。他浇灌院子里的果树时，鞋子会在泥土上踩出水坑。他咬指甲，双手粗糙，通红通红的，好像是冻的。他相貌还算精致，只是下嘴唇有些厚。抽烟时，他使劲儿地抽吸烟卷，双颊塌陷，皮肤下的头颅轮廓似乎瞬间就暴露了出来。

阿迪勒戴着一顶梵高式草帽在院子里行走，露出惊异与渴望的神情。他的肩膀上总是有一层头皮屑。他抽烟时显得心不在焉：点燃一根香烟，双颊深陷，猛吸三四口，接着就在篱笆或窗台上把烟掐灭。他耳朵后总是别着一支备用烟。他抽烟很凶，但一直带有某种厌恶的神情，像是憎恨烟雾和烟草的味道，仿佛是别人在抽烟，把烟雾喷到了他的脸上。他和拉海尔的猫们也发展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他总是用阿拉伯语和猫们展开令人尊敬的长谈，总是声音低沉，似乎在向它们讲述秘密。

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不喜欢这个学生。老人说：“他恨我们，却把他的恨隐藏在谄媚之下。他们都恨我们。他们岂能不恨我们呢？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恨我们。实际上，即使不在他们的位置，我也恨我们。相信我，拉海尔，你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只配得到憎恨和蔑视。也许还会得到一点同情。但是那同情不会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己就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同情。”

佩萨赫·凯德姆说：“只有魔鬼知道这个不是学生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干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学生？你在收留他之前看过他的证明吗？你读过他的文章吗？你对他进行过笔头或口头测试吗？谁敢说他不是夜复一夜地在房子下面挖掘的那个人呢？他在寻找什么，某种文件，或者古老的证据，证明这产业归他祖先所有？也许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图谋提出某种回归权，以奥斯曼时期或十字军东征时期居住在这儿的某位祖父或曾祖父之名，强烈索求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首先，他作为不请自来的客人住到了这里。我们与他是房东与佃客的关系。他在地基下挖掘，直至墙壁开始摇晃。接着他会索要某种权利，分配财产，即祖先的权利。直至你和我，拉海尔，突然发现我们流落街头了。走廊里苍蝇又没完没了地飞，我屋子里也有苍蝇。阿维吉莉，是你那些猫招来的苍蝇。无论如何，你的猫霸占了整座房子。你的猫，你的兽医，还有你那野蛮的阿拉伯人。我们怎么办，拉海尔？我们是谁，请你告诉我好吗？不说？那好，那么我来告诉你，我亲爱的，我们是转瞬即逝的影子。这就是我们。转瞬即逝的影子，就像刚刚过去的昨天。”

拉海尔让他闭嘴。

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心疼他，伸手从围裙兜里拿出两块裹在锡纸里的巧克力。“拿着，爸爸。拿着。吃吧。只是让我休息一下。”

九丹尼·弗朗科死于他的五十岁生日那天。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很容易痛哭流涕。他在婚礼上哭泣，在村文化厅看电影时抽噎。他脖子上的皮肉打着褶耷拉下来，像火鸡脖子。他在发希伯来语字母“瑞什”这个喉音时软绵绵的，似乎带有法国口音，虽然他基本上不懂法语。他身材粗壮，肩宽背厚，但两条腿却十分瘦长，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两根棍子支着个衣柜。他习惯与跟他说话的人拥抱，即使对方是陌生人。他会拍拍人家的肩膀、胸脯、肋骨之间、脖颈背。他也拍打自己的大腿，或者朝你的肚子深情地打上一拳。

要是有人夸他的小牛长得肥壮，称赞他煎的鸡蛋饼或者从他房间里看到的美丽落日，他的眼睛就会立即湿润，充满了对赞美之词的感激。

谈论任何话题——无论是小牛肥育的未来、政府政策、女人的心，还是拖拉机的发动机——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下，总会喷涌出汩汩不需任何借口或联系的喜悦。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一头栽倒在地、死于心脏病前的十分钟左右，他还站在篱笆旁边与约西·沙宣和阿里耶·蔡尔尼克聊天。他和拉海尔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停火状态。夫妻一起生活多年后，冲突、伤害和小别已经教会双方要小心举步，给打上标记的雷区留下宽广的回旋余地，这样的停火状态非常常见。从外部看，这样谨慎的日常生活近似于在漫长的壕堑战中，在相距数码、彼此对峙的军队之间形成的相互屈从，甚至给冷静的同志情谊留下了空间。

这是丹尼·弗朗科吃苹果的样子：把苹果在手里转一会儿，仔细观察，直至找到准确的下口处；接着他会再次盯着受伤的苹果，发动进攻，此次是在另外一个切入点。

他去世后，拉海尔不再经营农场。她关闭了鸡舍，卖掉了小牛，把孵化室变成了贮藏室。拉海尔继续浇灌丹尼·弗朗科在院子边种植的苹果树、杏树、两棵被灰尘覆盖的无花果树、两棵石榴树和一棵橄榄树。但是她不去修剪攀附在墙壁上的老匍匐植物，这些匍匐植物覆盖了屋顶，遮蔽了走廊。

废弃的牲口棚和外屋满是杂物与灰尘。拉海尔卖掉了斜坡下土地的租赁权，卖掉了废弃农场用水配额的租赁权。她也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