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房间里的雨果。此时雨果已回到了靠墙的地方，待在这个地方不容易被看到。它静得就像睡着了，可它眼睛睁着。当我点燃蜡烛的时候，它一动都不动，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回顾当时情景，我看见自己坐在带有舒适旧家具的长房间里，艾米莉的东西则在那狭小的空间里由她自己摆放开，那只黄皮动物静静地趴着，忍受着痛苦。而在那里充当背景的是那面多重含义的墙壁，它可以很容易就消融掉，所有外面的生活、焦虑和时间的压力也都随之消融，当然也创造其自身的氛围。墙竖在那里，隐隐现出被昏暗的光亮遮蔽的水果、树叶和花朵的图案。那是我当时看到的墙的样子，是我们所看到的。昏暗烛光下的长房间，里面有我和雨果，心里想着跑到路对面人群中的艾米莉，那里的人群在变换、减少、稀疏和离去。在我们后面那个不确定的移动、消融和变化的区域，那里的墙壁、房门、房间、花园和人们，都像飘浮的云似的持续进行着自身的再创造。

那个夜晚有月亮。似乎外面比我房间里更亮一些。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喧闹声此起彼伏。

显而易见，人群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正打算上路。

我在这部分人中寻找艾米莉，但没能看见她。后来我看见了她，她和那些要留下来的人待在一起。我，雨果，还没准备好要踏上征程的那部分人，以及数以百计在周围和上面窗边的人，我们都眼看着启程的人四五个一排，形成军团似的组织。他们似乎并没有带多少东西，不过夏天已经不远了，他们前往的那片国土至今还没有（或者只是我们相信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劫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年轻，许多人还不到二十岁，但也包括了一个有父母和三个小孩的家庭。一个朋友抱着他们家的一个婴儿，母亲用吊带把另一个婴儿系在背上，父亲则把最大的孩子扛在肩膀上。这群人的领袖由三个男人组成，既不是中年人也不是年纪更大的人，而只是年轻人中年龄较大的人。他们中的两个带着他们的女人走在队伍前面，另一个在队伍末尾，带着两个依恋他的姑娘。这队人总数约为四十人。

他们有一辆平板车或叫行李车，和飞机场或火车站使用的那种很相似。上面装了成袋的块根蔬菜和谷物，还有踏上征程的人的小包裹。在出发前的那一刻，还有一对年轻男女，尽管笑着却仍有些羞愧地（至少是不够自然地）将一个软绵绵、渗出血水的硕大口袋放到行李车上。

车上有细长的苇草束——当时有人挨家挨户叫卖这种东西。三个女孩将苇草束当火炬点燃拿在手里，队伍的前面、后面和中间各一个。在并不完全缺少光亮的街上，这些火炬显得太耀眼了。他们沿西北方向的道路出发了，燃烧的火炬就在他们头顶附近滴着火星，真够危险的。他们在唱歌。唱的是“指引我回家的路”，好像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歌词伤感得要命。他们唱“我们就住下不走了”和“顺河岸而下”。

他们走了，可人行道上还留着许多人。他们似乎有点闷闷不乐，不久就散去了。艾米莉默默地进来。她找雨果——它已经回到靠墙的位置。她坐到它旁边，把它的上半身拉到她腿上。她抱着它坐在那里，朝它弯下身子。我可以看见那个黄皮大脑袋倚在她胳膊上，终于听到它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现在我知道，尽管她一心想跟那些迁移者一起去开辟野蛮赌徒的前程，但她不准备以牺牲她的雨果为代价。或者至少说，她处于矛盾之中。我敢这么希望。可即便如此，我也疑惑为何自己把她是否留下看得那么重要。留在谁的身边？我吗？我相信她留在那个男人将她托付的地方有那么重要吗？我对此怀有的信念便开始暗淡起来：但她能幸存大概很重要吧，可谁又敢断言什么地方就可能是她最安全的地方？我相信她应该和她的动物待在一起吗？是的，我这么相信。听起来当然很荒唐，因为它只是一个畜生。但它属于她，她爱它，她必须照看它，在没有危害的情况下，她不能离开它。我这么对自己说，这么和自己争论，安慰自己——也是和把艾米莉扔给我走掉的那个男人（隐形的指导者）争辩：我怎么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我该怎么想这个问题？要是我犯了错，又该算谁的过错？他什么都不对我说，也没留下任何指令。我根本无法知道我将怎样生活，艾米莉又将怎样生活。

墙的后面，我发现一个很高、不是很大、我想是六边形的房间。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只是沿着两边摆了一个粗糙的木头支架。地板上铺着生气全无的地毯，有图案，花纹精细的那种，但上边的颜色尚未显现，还处于潜在状态。这里曾经举办过集市或充当过市场，因而留下了大量的旧布、衣料、缝着许多反光小纽扣的小块东方刺绣、旧衣服——这类东西真是什么都有。一些人站在房间四周。一开始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做，都是闲散、迟疑的模样。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从架子上乱堆的货物中抽出一件，弯下身子在地毯上找正好可以配上的地方——看哪，那个形状正好和地毯上的一部分相对应。那块布恰好能放置在那个图案上，那个图案也恢复了活力。

仿佛是一个特大号的儿童游戏拼图。不过这不是游戏，而是一项严肃、重大的工作，不仅对切实参与其中的人如此，对每个人都是如此。接着另一个人拿着从架子上五颜六色的布堆里抽出的一块布，弯下身去匹配，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