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医生，因此也拥有一大群崇拜者。椅子修补匠和篮子筐子修补匠的四周，都是成卷的灯心草和芦苇。还有一位磨刀师傅——那些旧时的手艺这里都有，每个人旁边都有一个警卫，每个人都引来大惊小怪的野蛮人围观。

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我们从门口走过，里面简直是无所不有！绳子、瓶子、成堆的塑料和聚乙烯薄板——这也许是所有商品中最有价值的。小块金属、短电线，还有塑料胶带、书本、帽子和衣服。有个房间里堆满了似乎相当新、相当不错的东西，它们被送到垃圾场时因为有包装，没有弄脏，没有腐烂：装在塑料袋里的运动衫，还有雨伞、人造花、满满一盒软木瓶塞。

到处是活跃的拥挤的人，到这儿来看的人和来买的人一样多。这里甚至还有个小小的咖啡屋，出售茶、面包和烈酒。许多人显出微醉的模样，但他们许多并没有喝酒，而是逛集市逛的。很难说清楚谁是销售者，谁是购买者，谁是在这里摆摊的，谁是逛摊的。这是多种语言混杂的人群，也是性情温良的人群，他们恭敬地对待许多警卫对他们下达的命令和指示。这群人很有秩序，一旦内部出现争执和意见分歧很快就能自行解决，不会激起导致事情恶化的不满情绪。人们开着玩笑，互相展示自己买的东西，甚至互相之间买卖东西，无须履行正规交易者所要履行的正常、受到认可的手续。商贩想要的就是一大群人，人越多越好，各种货物流进流出。

我们把整个顶层都转了一圈，不计其数的人跟我们打招呼，许多在人行道上见过的人现在都到了这里。我们又回到堆电器的房间，把我们的手推车往里面推。我们送来的这些货物换得了几张代金券。我对艾米莉说，既然是经她提议我们才来到这儿，她应该享有这次行动所得。她显出讥讽的表情——我对此已作好了准备，明白这是因为我对能得到的回报期望过高。我很想知道我的烤箱和烤面包机的命运。哦，它们会被拆成零件，这些零件会被装到别的物件里——显然它们不再具有原先的用途了。我当然不会在乎失去它们吧？那么既然我不会在乎，她非常想把它们拿到杰拉尔德的那所房子——我确定自己不在乎吗？有些东西可以用在厨房里，因为我们缺少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一个平底锅、一个搪瓷壶、一只塑料碗和一把硬毛刷子，这就是我们用先前的电器设备（我住的公寓毕竟设备齐全）换来的东西。

回到我们的公寓，艾米莉脸上没有了小女孩的可爱模样，刚才没有那副模样她不可能带我去楼上冒险，她清楚地感觉这次冒险是进入了她的领地，而那里离我的领地实在太远。她坐着观察我，由于我没有几句恭维话，我想她正疑惑我是否真的理解对她和琼这样的孩子，货物——“东西”的意义已经不同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东西更为宝贵，因为不可替代，但也没有价值……不，这么说并不正确，应该说个人所谓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东西属于人们的方式与以前不同了。当然，在得到并拥有的时代逝去之前，这在某些群体中间确实存在过：他们尝试过各种共同生活的实验，此外还有像“瑞安一家”那样的人们禀承不分你我的观念的事实，但这没有任何理论或想法作为基础。琼就是琼·瑞安。在旧社会崩溃之前，在一切都还被认为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当局早就对她的家庭失去了信心。而作为瑞安家的成员……后面在合适的地方我会多讲讲“瑞安一家”……

可我为何要推迟呢？在这个地方说和在别的地方说没什么不同。我之所以想推迟为描述“瑞安一家”情况而必须说的话，只是因为要进一步说明或指责前面说到的当局对“瑞安一家”的态度？“瑞安一家”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同时在理论上（有关社会和它的运作机制）和实践上都可以被接纳吗？

要描述他们的话，他们的生活环境读者不知已经听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事例，是那些社会福利工作者一直呼吁关注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娶了一个波兰难民。两人都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有了十一个孩子。男的酗酒，性情粗暴，朝三暮四。女的酗酒，神经质，能力低下，她的爱情反复无常。孩子们不会老实待在学校里。福利部门的官员、住房部门的官员、警察局和心理学家都知道这瑞安一家。当时有两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因偷窃受审，有一阵子被送到了少年管教所。第二个女儿怀孕了，年仅十五岁。这种事都没什么新鲜的，但瑞安家的事似乎更严重，更加无可救药，因为这个家庭有这么多的成员，因为夫妻两人都是真实、生动的人物，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在研讨会和各种会议上被引用，单个事例经常会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成为典型事例。仅在我们的城市，就有数以千计的各种肤色、不同民族的“瑞安一家”，除了他们的邻居和当局就无人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某个时候发现自己进了监狱、少年管教所、在押候审所之类的地方。但有个慈善机构对瑞安一家发生了兴趣，把他们安置到一所房子里：这样做是让他们住在一起。

这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图景，因为问题已妥善解决了；这是报道里提供的图景；报纸之所以从众多的这类家庭中选择出瑞安一家，是因为他们具有的特征比别的家庭更明显，更有代表性。这就是所谓处于贫困线以下和最下层。有一本书记录了十几个事例，“瑞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