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作，领到工资。这话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政府真正做的就是适应发生的事情，但自欺欺人地假装开创了这些事情。为数众多的法庭在继续工作，法律程序要么烦琐拖沓，要么出人意料或异常严酷，就仿佛法律实施者只有对自身程序和惯例失去了耐心，才想做点什么给人以深刻印象。因此法律可以突然被彻底废除、宣布无效和重新制订，然后替代的法律运转起来还像以前一样笨重、费劲。虽说政府一直在采取紧急手段腾空监狱，但监狱还像以往那样满满当当。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未曾预见的犯罪类型出现。少年管教所、教养院、福利之家和养老院的数量都激增，成为野蛮和可怕的场所。

所有事情都在运行。以某种方式运行。可以擦个边儿，在当局容忍的某个范围内做，而在另一范围就不行了。开这种大会远远不只是擦边的问题。警方的一长溜警车很快就会到达，把这些孩子拖走，监禁到一个他们在那儿活不了一周的“家”里。凡了解他们情况的人，都会对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我们中没有人希望他们在那样的“家”中被关到死，但我们也不想（我们不能容忍）让警察光临本地，那样的话，官方就会注意到这里有上百个不合法的事。住在房子里的人并不拥有这些房子；享用花园里生长的食物的人是无权吃这些食物的；废弃楼房的底层供马和驴居住，它们是无数非法经营的小生意的运输工具，那些小生意致力于巧妙地调整和改装各种过时的技术；还有养火鸡的小农场、养鸡场、养兔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生机勃发，所有这些新的生计都是非法的。它们都不该存在。官方对它们视而不见，当“他们”被迫去关注这些事务时，他们就派军队或警察把它们全部肃清。这样的光临会在新闻标题、大篇幅公告和新闻广播中这样被提及：“某某街今天进行了清除行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庆幸这事发生在别的街道。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清除行动”，可我们还聚众集会引诱“他们”到来。杰拉尔德情绪异常激动地继续说着，好像讲话本身就能解决问题。他的观点是：对付这些“孩子”的唯一方法是把他们分开，把他们一个、两个地分给各个家庭。我记得当时从这帮孩子那里传来嘲笑声，他们脸色苍白，表情非常气愤。他们不跳那可悲的战争舞蹈了，而是站到一起，脸都朝外，准备动用武器。

一个年轻人从众人的头顶上冒出来，他搂着一棵树的树干，趴在树上。“我们这么做为了什么呢？”他喊道，“要是他们现在来了，我们就都完了，别去管那些孩子了。要是你们想知道我是什么想法，我们应该通知警察，让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没法对付的。杰拉尔德试过的，杰拉尔德你是不是试过了？”

他从树干上滑下来，消失了。

此时艾米莉说话了。好像是有人请她说的。她站在那摞砖头上，神情严肃、忧虑，她说道：“你们能期望什么？这些孩子在自卫呢。他们学会的就是自卫。也许我们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帮助他们？要是你们想这样，我愿意效劳。”

“不，不，不。”人群里到处传来喊“不”的声音。有人喊道：“看样子他们已打断了你的手臂。”

艾米莉露出微笑：“是谣言弄断了这条手臂，而不是这些孩子。”有几个人听了笑起来。

我们站在那里。这么一大群人都在迟疑中保持着沉默，这可不多见。向警方报警完全超出了我们容忍的底线，我们不会让自己这么干。

一个男人叫喊：“我要自己去报警了，事后你们再跟我辩个明白吧。要么我们这么做，要么为期不远的某个晚上整个社区都被大火烧个干净。”

现在那些孩子开始侧着身子往外溜，还是紧紧聚成一堆，手里抓着棍棒、石头和弹弓。

有人喊道：“他们走了！”那些孩子离开了。人群推着挤着摇晃着，想看到那些孩子如何跑到路对面去，消失在朦胧的薄暮之中。

“真是耻辱！”人群中一个女人喊道，“他们吓坏了，这些可怜的小东西。”

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叫喊：“警察！”大家都逃散了。从我公寓的窗口，杰拉尔德、艾米莉、我，以及其他几个人，看到几辆大警车呼啸而来，警灯在闪亮，警笛在尖叫。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警车成队地行驶，绕着街区开，然后再转回来。这些尖叫、绕圈、铿锵作响的警方怪物，在这悄然无声的街道上驶来驶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用我们的说法就是“显显威风”，然后它们就开走了。

“他们”所不能容忍的，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种类似于公共集会的活动，这种活动威胁到他们。说起来很奇怪，也很可怜，这个时候人们最不关心的就是改变政府的体制，我们只想忘了它的存在。

等街上安静下来，艾米莉和杰拉尔德到那所房子去，看看那帮孩子是否回到了那里。他们去过又走了，拿走了他们的全部家当——棍棒、石头和武器，还有烤老鼠肉和生土豆。

他们两个拥有了这所房子。现在他们完全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公社。以前的那一个还可能恢复吗？当然不可能：曾经自然生长的某个有机体已经被摧毁。

天气很冷。燃料剩下不多了。在那漫长、阴暗的下午和傍晚，我在房间里坐着，一根蜡烛闪着微光。我也可以把它熄灭，让炉火照亮屋子。

一天，我坐在那里，盯着摇曳的炉火，我的目光穿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