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几个人把猴子悄悄带走了。

那么猴子被带到哪去了呢？村里人不得而知。杨登科在村里村外转了许久，又打听了不少人，还是没打听到猴子的去向。后来杨登科到猴子屋后去看了看，猴子承包过的那块药材基地早已被圈入芬芳山庄的高墙内，旧迹无觅。

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杨登科也没心思回家，走进一个小店子，喝了半宵闷酒。半醉半醒回到九中，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上了楼，正要拿钥匙开门，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是何场长的司机小马的手机号子，杨登科顿时感到不妙，酒一下子全醒了。揿下绿键，小马那急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杨科吧？”杨登科说：“我是，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像是娘改了嫁似的，带着哭腔说道：“何场长和侯村长被人弄走了。”

杨登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马说：“什么时候了，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杨登科说：“被谁弄走的？”小马说：“被检察院弄走的，可能跟芬芳山庄拨给园艺场和侯家村的地皮款子有关。”杨登科说：“两个人一起弄走的？”小马说：“侯村长昨天就被人悄悄带走了，可能跟猴子的事有关。据说侯村长进去后经不起敲打，很快将何场长供了出来。看来是惹上大麻烦了。”

杨登科努力镇定着自己，说：“小马你别急，我跟董局长和袁总他们联系一下，也许他们有办法。”小马说：“我给他们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的手机都不在服务区，一直没联系上。”

杨登科想，该出的事终于还是出了。

放下电话后，杨登科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干脆坐到了地上，喘息了好一阵。心绪慢慢稳定了些，才掏出手机去拨董志良的号子。却如小马所说，不在服务区。再打他家里的电话，里面传来脆脆的女人的声音说你要拨打的电话暂不想接听。

又轮番打了几次董志良的手机和家里电话，结果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登科才缓缓爬起身，拿出钥匙，摸索着去开了门。家里人自然早已睡下，屋里静极。杨登科也不开灯，点了一支烟，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猛抽起来。他觉得脑袋里塞着一团乱麻，扯也扯不清。

只有那只燃烧着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有一种梦幻般的神秘。

后来，杨登科脑袋里那团乱麻竟慢慢成了一只摇摆不定的大钟摆，在眼前晃荡起来，晃得他心烦意乱了。一晃一晃，这只钟摆又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杨登科兀地一惊，忽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仿佛一只受了惊吓的青蛙一样。

杨登科猛然想起，何场长送给他的那包大钱还搁在煤屋里呢。

本来杨登科是一直想着将那包钱转移个地方的，只是天天跟着董志良在外面跑动，近几天又被猴子上访的事揪着心，竟然将那包钱搁到了脑后。现在何场长和侯村长都出了事，那包钱弄不好就是一包炸药，不知什么时候会炸个惊天动地的。

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立即出门，噔噔噔下了楼。

杨登科进了自家煤屋。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没有月光，世界仿佛已陷入一个深深的黑洞。却不敢开灯，直到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后，才一步步向墙角靠了过去。

然而，当杨登科蹲下身来，双手哆哆嗦嗦探向堆着向校长的诗集和那包钱的墙角时，那里却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复存在。

杨登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身上大汗淋漓了。他虚脱得不行，仿佛顿时成了一具没有知觉的干尸，散发着怪怪的腐味。夜色暗黑得涂了墨水一般，一种天空即将塌下来的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其实天真能塌下来，那就好了，便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拖着艰难的步履回到家里，把熟睡中的聂小菊摇醒来，问那堆诗集到哪里去了，聂小菊却还懵在鼓里，不知这么个时候了，杨登科为什么会去关心那么一堆破诗集。

当然聂小菊还是把那些诗集的去向告诉了杨登科。这个时候聂小菊还不知道那堆诗集里有一包十五万元的大钱。

这是十几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当时聂小菊正在搞卫生，楼下来了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天天走街串巷，知道一到星期天，学校的老师学生就会打扫卫生，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和废报旧书，于是在门卫那里打通关节，进得校园，大呼小叫起来。

收破烂的在楼下吊嗓子的时候，聂小菊正好搞完家里的卫生，忽然想起煤屋墙角那堆搁置了近两年的诗集，恐怕都快长绿毛了，何不趁收破烂的在楼下，搬出去卖几个小钱？于是来到楼下，跟收破烂的说好价钱，让他过了秤，一肩挑走了。

不想收破烂的兴高采烈来到传达室，刚塞给门卫三元好处费，准备开溜，向校长从外面回来了。学校是订了门卫制度的，外面闲杂人等不许随便进大门，今天收破烂的却在门卫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挑着破烂进进出出，向校长气不打一处出，就点着门卫的鼻子骂了两句粗话，要他把收破烂的拦住。门卫没法，只好把收破烂的喊进了传达室，装模作样训了几句。

不想向校长还不肯放手，要门卫好好检查检查收破烂的担子。门卫在破烂担上一翻，就翻出了旧报纸下的那一捆捆诗集。

诗是向校长一生的追求，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何况这些诗集都是向校长本人亲手包装好，托杨登科寄给所谓的读者的，虽然快两年了，当它们重新出现时，向校长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向校长眼睛立即就睁大了。他两下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