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个病人。”

普维斯先生问需要不需要他派个医生来。妮娜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叫我回答她只是需要休息，要是她的情况不好的话，她或者我会再给他打电话。那么好吧，叫她注意身体。谢谢你打电话来，谢谢妮娜有你这样的朋友。然后，说再见的时候，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星期六和他一起吃晚餐，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很无聊。

妮娜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要是他叫你明天晚上去吃饭的话，你就去吧。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好吃的。”

周六餐厅关门。再说，想到要见到普维斯先生，让我很好奇，很激动。

“要是他问的话，我真的可以去？”

所以，我上楼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和普维斯先生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这是他的原话。我问妮娜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急什么？不是明天晚上吗？”

真的。急什么？实际上，我也只有一件正装，是我用奖学金买的一件青绿色的绉纱裙。我高中毕业典礼就穿着这条裙子演讲。

“再说了，你穿什么他都不会注意。”妮娜又说。

温纳太太来接我。原来她的头发不是白的，而是银灰色。对我来说，这种颜色象征着一颗冷酷的心、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肮脏的后巷里坎坷的生活经历。我打开前门，打算坐到她身边，因为觉得这样礼貌一点，显得很民主。但是，尽管我就站在她旁边，她对我的举动却视而不见，灵巧地打开了后门。

我原来以为，普维斯先生必定住在城北一幢庄严的豪宅里，周围几英亩的草坪和未开垦的田野。也许是赛马的说法让我这么联想的。但实际上，车子穿过繁华却并不高贵的街道，朝东面开去，经过一幢幢仿都铎时代的砖瓦房。天色刚暗下来，街灯已经亮了，被雪覆盖的灌木树丛外头，圣诞灯已经开始点点闪烁。车子转进一条被高大的树篱包围的狭窄车道，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下。我认出来了，这是现代派的建筑，因为屋顶是平的，窗户开在一道长长的墙上，而且还是水泥建筑。没有圣诞灯。其实，根本就没有灯。

也没有普维斯先生的影子。车子滑进巨大的地下室，我们坐电梯到了一楼，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厅堂，装修得像是客厅，搁了坐垫的硬木椅子，抛光的桌子，镜子，还有地毯。穿过一扇扇门，温纳太太在一扇门前示意我走到前面。我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四面墙都是挂钩，屋里搁了一条长椅，像极了学校的衣帽间，除了光滑的漆和地上铺的地毯不怎么像。

温纳太太说：“把衣服放在这里。”

我脱了靴子的护套，把手套塞进外衣口袋，把衣服挂起来。温纳太太站在我旁边。她大概只好陪着，给我带路。我口袋里有一把梳子，我想梳梳头发，但是不想梳头还被她盯着。而且，这儿也没有镜子。

“现在，其他的。”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明白没有。我显得像是没明白（其实我应该是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我听错了）。她说：“别怕，不会冷的。屋子里很暖和。”

我没有听她的话立刻行动。她似乎受不了对她的不尊重，随和地说：“我以为你不是婴儿。”

我本可以拿回外套，要她把我送回去。要是她不肯，我自己也能走回去。我记得来时的路，走回去可能挺冷，不过不到一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我觉得外头的门不可能上锁，找回去的路也费不了什么力气。

温纳太太看我还是没有动，开口道：“哦，不会吧，你以为你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以为你有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因为她的蔑视，我决定留下来。部分是因为这个，还有一部分，是我的骄傲。

我坐下来，脱掉了靴子，脱了袜子，站起来，脱掉我的裙子。我穿了发表告别演说的裙子。当时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拉丁语。啊，再见。

还有我的衬裙。我手伸到背后，解开胸罩搭扣，从肩膀上掀起来，脱掉，扔出去，动作一气呵成，接下来就是吊袜带和内裤，全脱下来，塞进胸罩里，再穿上鞋子。

“光脚。”温纳太太说，叹了口气，似乎再补充一声衬裙她都嫌累。不过，等我脱了鞋子，她又开口了：“你明白光这个字的意思吗？”

我把衬裙脱了，她递给我一瓶乳液：“涂上。”

妮娜的味道。我在胳膊上、肩膀上涂了一些。温纳太太站在旁边盯着我，我也只能涂这些地方了。然后，我们又进了大厅，我尽量不让自己去看镜子。她推开了另一扇门，这回只有我自己进房间了。

我想都没想过，普维斯先生自己可能也光着身子等我。的确他没有光着。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运动夹克，一件白衬衫，灰色的居家裤，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宽领带，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东西叫宽领带。他的个子和我差不多，人很瘦，老了，头发大半都掉了，一笑额头就有皱纹。

我也不觉得脱掉衣服就是强奸的前奏，或者非晚餐的什么仪式的前奏。从房间里的饭菜香，以及餐桌上的银色餐具盖来看，估计也不是。为什么刚才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可能性呢？为什么我没有多想一点呢？也许和我理解的老男人有关。我以为他们不光已经性无能，而且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体验之后，疲惫不堪，不是自以为高贵，就是沮丧不振，再说了，每况愈下的健康也不会有太多兴致。当然，我也没蠢到以为自己脱光衣服，身体也不可能有性作用的地步。不过，我考虑更多的是挑战，而不是可能的危险。我之所以这么做，大半是出于荒唐的骄傲，正如我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