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子。她就住在那里。

“感觉到了吗，风，”西尔维亚说，“可能那些云能送给我们一场雨。”

我清楚地知道，西尔维亚和罗克珊之间的输赢已经清清楚楚。不过，想到这场输赢的奖品竟然是命都快没有了的克罗泽先生，难免让人觉得奇怪。想想克罗泽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愿意剥夺自己的时间，以便做这么一个决定。在死亡门槛上的淫欲—或者是真爱，那也同样—就像背脊上的异物，让我巴不得要抖落。

西尔维亚带克罗泽先生去了湖边，租了一间小木屋。树叶还没开始落，他就死了。霍伊全家都搬走了，正如通常的机械师家庭一样，搬迁是家常便饭。

我妈妈忙于与疾病战斗，这场重病断送了她一切赚钱的美梦。

多罗西·克罗泽中了一次风，不过好了。最著名的是她会给孩子们买万圣节的糖果了，这些孩子的哥哥姐姐，当初她可是从门口赶开的。

我长大了，变老了。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2]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

孩子的游戏

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已经不再像六七岁的女孩那么容易交朋友、那么容易出双入对了。我只是简单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她们和我是一个镇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有特殊之处的朋友。我们进了一间还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东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问我：“请问，能不能把我的双胞胎姐姐旁边的床让给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回答，“当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种奇特的腔调，逢迎、玩笑、自嘲，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兴奋，如同鸣钟的颤音。很明显，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个女孩一定会搬走，也不是强硬地说：“我先来的。”（如果她是那种家里疏于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她们来这里是由国际狮子会付的钱，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们的父母—她可能会这么说：“赶紧上厕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裤子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不是这样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别人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机会拒绝她，我可以说，“我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不理她，收拾自己的东西。但是，当然了，我没这样。如她所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我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有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