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哥有卓越的大脑，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也知道他每天必须服一剂西梅干，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久坐。还知道即使是最精细的羊毛，他也不能贴身穿，因为会起皮疹。也知道因为一个同事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赞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虽然他装作不介意，不管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写作里，还依然小心谨慎地称赞这个蔑视了他的人。

索菲娅第一回走进她们的起居室，打算去书房的时候，克拉拉和伊莉斯吓着了。带她进门的仆人还没学会甄别客人，因为这屋子里的人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还因为来的学生通常都衣衫褴褛，举止粗野，所以大部分体面人家的规则在这屋子里都不适用。纵然如此，女仆在把这个大半张脸被黑色帽子挡住，畏畏缩缩的像个害羞的乞丐的小个子女人让进来之前，话音里还是有些许迟疑。姐妹两人不知道她的年龄，不过让她进书房之后，她们猜测她应该是哪个学生的妈妈，是来请求减免学费或者讨价还价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的猜测更生动，“我的天哪，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夏洛特·科黛？”[7]

后来，索菲娅成了姐妹俩的朋友，她们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她。伊莉斯毫无感情色彩地补充了一句：“幸亏我们的哥哥没在洗澡。我们没法起来保护他，因为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头巾缠住了。”

她们一直在替前线打仗的士兵织围巾。那是1870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巴黎求学之旅究竟想学什么。那时候的他们正沉浸于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过去的那些个世纪，所以几乎没有留心过他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也没怎么听说过正在发生的战争。

索菲娅的年龄，索菲娅为什么来访，魏尔斯特拉斯知道的也不比他的妹妹们更多。他后来告诉她，他以为她是个误入歧途的家庭女教师，想要借他的名号在她的资格证书里添一门数学。他想着一定要训女仆一通，还有他的妹妹们，怎么能让她进来打扰他。但是因为他是个友好的人，所以没有立刻让她出去，他解释说他只带高级别的学生，还要有经过认证的学位，再说，他目前的学生都已经够他忙的了。但她还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就这样站在他面前，那顶滑稽的帽子遮住了她的面容，她的双手抓着披肩。他想起来一个他以前用过一两次的办法，或者说是小伎俩，用以打击不合格的学生。

“你的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他说，“给你几个问题，你回家去解，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找我。要是我满意，我们再谈吧。”

一周过后，他已经把她忘记了。当然了，他本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所以，她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没能认出她来。也许是因为她脱掉了披风，露出了纤瘦的身段。她一定是有了更多勇气，也许只是因为天气不一样了。他也不记得帽子了。他的妹妹们也有帽子。不过一般他不会注意女人的这些小装饰。然而，等她从包里拿出答卷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

他大为惊讶地看到—后来他就这样告诉她—每一个问题都解答了，有时甚至还是全新的解法。不过，他还是怀疑她，他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也许是兄弟，也许是情人，出于政治原因隐姓埋名而已。

“坐吧。”他说，“每题给我解释一遍，每一步都要解释。”

她开始解释，她的身体往前倾，松软的帽子挡住了双眼。她把帽子摘下来扔在地板上。她的鬈发露了出来，还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以及她颤抖的兴奋。

“对。”他说，“对。对。对。”他每每讲话，都要经过冗长的思考，尽量掩饰他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和他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漂亮解法。

她对他来说是一个冲击。在许多方面都是。她这么瘦小，这么年轻，这么激动。他觉得他必须让她平静，小心地掌控她，让她学会如何管理大脑里的烟花。

终其一生—他承认，这话要说出口颇为困难，因为他对过度的热情一贯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飞得更远的学生。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说出—在一个一流的数学家的心里，一定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精确，一丝不苟，必须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是这样。

当他最终向索菲娅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还说，有些人蔑视这个词，“诗人”，他们不愿意把诗人和号称科学的数学联系在一起。而另外有些人过于欣然地接受这个概念，以便为自己思想的混乱和天马行空辩护。

正如她早前希望的，越往西走，列车窗外的雪就越深。这是二等列车，相比从戛纳搭乘的列车，这辆列车相当简朴。没有餐车，只有冰冷的圆面包，夹着各种各样的风味香肠。推来的茶饮车上就有的卖。她买了一个夹了奶酪的面包，一个面包就有半只靴子那么大，她觉得自己可能吃不完。不过实际上吃完了。然后，她拿出小开本的海涅诗集，帮自己恢复对德语的感觉。

每当她抬起眼睛，往窗户外头看时，雪花似乎都更加浓密了。有时列车放慢了速度，几乎要停下来的样子。再这样下去，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运了。她真希望她当初说的就是住在波茨坦街的房子，而不是说要出去住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