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答应了。”索菲娅回答。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我得去吕根岛。”

“我答应了。”

他让她想到的是弗拉迪米尔吗？早期的弗拉迪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让她想起了弗拉迪米尔，而是他恳求式的关照。他永远谦和的，顽固的，恳请一般的关心。

他伸出手来，她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握了握手。但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颗药，说：“要是你觉得累了，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可靠的人聊聊这场天花。她决定。

但是，她没能聊。那个换票的人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有点恼火。要是她再改变主意，他甚至大概会发火。开始，他似乎除了其他旅客说的丹麦语以外，什么话都不回答。不过等处理完她的票以后，他用德语说：这条路远得多，你明白不明白？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仍然在德国，这个人可能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她到底在想什么？

他阴沉地补充说，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轮渡很暖和，不过座位都是木头板凳。这样的凳子，她想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要是你觉得累了的意思。她打算吃掉这颗药。不过后来她决定省下来，也许会晕船呢。

她搭上的本地火车有规范的二等舱座位，不过都已经磨破了。车厢的尽头有一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好多了，也没那么心急火燎的。知道已经到了丹麦境内，她用瑞典语—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问哥本哈根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不是，你坐的火车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火车和哥本哈根，似乎他只听懂了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不会有包厢。只有两节二等车厢，还有车厢里的木头长椅。有些乘客随身自带软垫和毯子，还有带披风的，就裹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看索菲娅，更没打算和她说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没法回答他们的问候。

也没有茶饮车。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味道强烈的奶酪，一片片凉掉的熟熏肉。有人在哪里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罐头里的腌白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俄罗斯。

但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人喝醉，没有人聒噪，也没有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生硬的，自尊的路德教会脂肪。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想到这里，难道她了解俄罗斯农民，了解巴利比诺的农民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她面前永远是演戏罢了。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礼拜天，所有的农奴，还有他们的主人必须要到教堂听通告。后来，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她哭喊：“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儿？”将军把她带去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厨房里，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吃煎饼，庆祝—不过方式还颇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清扫院子，他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很快，女家庭教师来了，脸色阴沉得像乌云，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几乎和往常一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说，她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会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而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夺过来的弗拉迪米尔，则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钱不值的研究里。

腌甘蓝和青鱼的味道让她微微有点恶心。

又走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叫他们全都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声，以及随之其他人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膝盖深的雪地里，视力所及之处，没有车站，更没有站台，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光滑的白色山脉赫然耸立，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但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这种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者大概只有十五分钟，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了车。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不解之谜。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不让他们在座位上等，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继续前进，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凶猛的噼啪声。冰雹。

然后是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又叫大家都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了，他们都被赶上了一艘船，一艘小渡轮，船带着他们驶在了黑漆漆的水面上。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地疼，她明白了，自己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的时候，大家都进了一座只有三边包围的棚子，几乎没有遮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简直感激无限，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和前一辆一样也是长凳。看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