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倒霉，让他们失去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这种私欲，表现出的只是人的更动物的那一面。就算我们每人都不能做圣徒，但至少在精神上应该有些高的向往吧，至少应该尽力在爱的上面高尚些吧。就算无法克制自己的复仇欲望，也应该明白，以前的那是爱情，现在的这些纠缠，这些骚扰只是出于人的本能，而不要宣称这是因为爱情。

看到这些可怕的爱情宣言，就明白以前不能想象的夫妻互相出卖是怎么回事了。夫妻间还未必一定有爱情，但现在还有许多人会以爱情的名义去做不亚于出卖的事。

我觉得许多人其实对那种超越功利的义气是非常向往的，如果这种情感还是在男女之间就更为珍贵了。要知道，许多人都在讲男女是天生的敌人。

如果男女之间可以超越功利，能够完全信任，完全沟通，由于这种信任可以让你为对方付出一切在所不惜，这就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的友谊，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形式，是人最自由美好的情感。

而这种真正自由的精神，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的担待，正是小说中那代表统治者的团长、人保组等等最害怕的罪孽。

如果信仰爱情，就应该信仰这样的爱情，我相信信仰这种“伟大的友谊”，才会领受上天的赐予。

就像书中的结束部分：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了。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永远不能改变。”

我口讲我心

女友小乐对她的儿子说：你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帮助别人。八岁的儿子说，我其实一生下来就想帮助别人，只是经常不好意思。

小乐就想到一件事，我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对别人表达善意？

小乐和我们几个女友讲起这事的时候，每人都想起了一些事情。我们最容易在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上怯懦。红桃讲起，她常不好意思在车上让座，因为一让座就会被满车的人注视。

红桃平时给人感觉是个开朗的、无禁忌的女子，但她却会为做一件善事不好意思。

让座于我，倒没有特殊感觉。我却对另一件事情多年了都耿耿于怀。那是我在一家新开张的面馆吃面，面馆里只有我一个顾客。门口有一个人非常犹豫，看得出那是一张饥饿的脸，也是一张害羞的脸。我想他是想乞讨一点吃的，看得出来他绝不是一个职业的乞丐。这之前，我采访过一个流落城市，没有讨到工钱，饿了好几天的民工，那表情是相似的。我想，我应该叫他过来吃碗面。就在此时，店里的服务员发现了停留在门口的他，几个人马上扑出门外，把他哄走了。服务员之后殷勤地看着我，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顾客，他们觉得他们是为我而做。我当时却涨红了脸，我为自己没能反对他们，站起来，把他叫进来吃一碗面而羞愧。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走出门外，我想把他叫住，他却早已不在那儿了。这件事让我一直介怀，我想那么一件小事，怎么我就这么难做到，这件事也许对于那个人，是解决几天的饥饿，也许更是重新树立一点对城市对他人的信心。

我们谈起这些的时候，都想到了对东方人来说，情感表达最容易成为难题。

《圣经》里，亚当说夏娃，“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一位女友在读到的时候就说，呀，好肉麻。她说，换了我，怎么能想象对爱人说什么“骨中骨，肉中肉”？

那东方人怎么说？我想起，有个女友曾经讲过，她不能想象用方言怎么说“我爱你”三个字，她觉得太可笑了。这种论调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甚至有人不好意思用中文表达这三个字。他们用英文，特别是写信的时候，签名时写上一句外语的“我爱你”“你的某某”，这样程式化的文体就掩盖了表达的脸红。普通话的“我爱你”因为有很多文艺电影的范例，所以在恋人的对话中，说一句普通话的“我爱你”要轻松一点，因为这仿佛只是借用了别人的一句台词。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许多同事，都喜欢把“宝贝”挂在口中，搞笑地把熟人朋友都称为“宝贝”，这样，对爱人再称呼“宝贝”的时候，他们就大胆多了。

我们在最需要严肃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能以解构的方式来表达。对人人都呼“宝贝”，也就能把爱人呼为“宝贝”。可每个人自己都愿意，自己是爱人唯一的宝贝。

许多人一直不肯对自己的爱人说“我爱你”，其实自己和爱人都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有的人缺乏表达情感的勇气，偏要强词夺理，说：“真正的爱是不能讲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心里也一定会歉疚，对爱人的这种歉疚，一定更胜过前面讲过的我或者红桃的内疚。

与其心里一直放不下，不好意思，不如放了胆，对爱人说“我爱你”。

我口讲我心。这是语言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

爱情与信仰

当代艺术不再讲爱情，不再表现美好的情感，它喜欢的是强烈的感官刺激，喜欢的是极端和晦涩，或者符号化的直白。前一阵，到广州，见到老画家林墉。他历经一次大手术，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此后，他的画风大变，作画为文都更加透彻。说到当代艺术中的审丑追求，他说：“艺术家连美不美都不想一想，真是没良心。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多少美，才应该表现美。”我就想到了文学，幸好当代文学并不如此。

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