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进行报道。

这种关注当然有其正面价值，但同时，也有可能给人一些误导，觉得，“蚁族”这样的生活真是悲惨啊。

我回想起广州九十年代后期的几大城中村，城中村因为居住便宜，很多怀抱新闻理想来到广州的年轻人都聚居于此。与他们毗邻而居的有可能是卖毒品的，也有可能是性工作者。

城中村的治安非常差，于是每户人家的窗子都伸出朝向各个方向的，呈扇形的防护刺网。从窗口望出去，就能望见天空被无数的尖刺划开。

但这也不是那么管用。

我知道南都有个记者，住在报业大楼旁的员村。有一日，正在上班，从单位大楼里望出去，正好看见一个小偷在他租住的房子的楼顶跑过。

他在这边着急呼喊，但那边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2000年我到广州的时候，第一站是落脚于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女友家。就在那天，她走在住家的附近，被人从手里抢走了手机，她跑了两步，没敢再追，她觉得那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粉仔”。我一到就听到这件事，觉得很可怕，她却觉得没关系。她和她搞IT的男友，居住在混乱的冼村，一样生活得开心快活。

现在广州的城中村是差不多消失了，但我现在细想，觉得广州的城中村对广州的贡献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容下了那些初进媒体的年轻人。广州有全国最好的媒体，有全国最自由的声音，这跟当时那些住在城中村的年轻人分不开。

这样的生活，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也曾经历。

当时，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只能拿极少的工资，是正式员工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只能租住在郊区的拆迁房里。住的地方不通公路，要走一里多的荒地，才能走到公路上。住的地方没有暖气，连烤火的炉子也装不下。冬天，全靠电热毯取暖。所以，那时我白天和晚上在报社的两个部门打两份工，除了能有多一点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解决了取暖和吃饭的问题。

但那时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生活艰苦，只是把有些生活安定的媒体前辈感动坏了。有位前辈看了我的生活，甚至想组织他的手下来我的住处参观，要让他们忆苦思甜。

我当时有个在远方的好友，她也正处于漂泊状态。她对我说：“现在已经是最低点，以后怎么走都是在往上走了。”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实习记者》里记叙了这个状态。我把我那时的生活，移植到主人公杨蔓的身上。那种乐观向上，身处物质的窘境，却有最丰富坚强的精神，杨蔓不是一个孤例。只要怀抱着理想，就能忽视这物质的困顿。而年轻，有无数试错的机会，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因此，我以为，现在大家眼中的那些“蚁族”的困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许多人会把这些称为“代价”，我觉得这种说法严重了。我觉得这只是成长的土壤，而这种土壤是富含养分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心灵的养料。

所以，我在《实习记者》的序里写道：

“有的人青春期结束，人就定型了，不再成长，此后漫漫一生，只发生生理改变。但有些人，成长将伴其终身，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他们心灵的养料，辛苦和甜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宝贵，他们有时能感到像竹子拔节一样，忽然打通了一些关节，感到自己长了一大截，有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好多东西沉淀下来，自己已经变得更通达更包容，坚硬的部分更坚硬，只有柔软的心灵一如既往。但愿这样的成长，伴我们一生。”

这个祝愿，不仅送给年轻人，也送给每一个人。

忍不住一开口就倾诉自己

我早就发现了，很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都是如此：忍不住的自我倾诉。不只是我刚刚读完的这本《少年巴比伦》，在第一部作品里急于倾诉自己的作家多到无法列举。甚至有的作家写了好些作品了，长篇小说仍是以自我倾诉为主题。像韩东已经出了第三本长篇，《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但仍是这个主题。

甚至不只是作家，但凡写字的人，都似乎立下志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小说。所以，诗人啊，媒体工作者啊，专栏作家啊，博客写作者啊，都会悄悄在电脑里开个头，准备写一写自己，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这种自我讲述的主题就是关于成长。

这几年，我读国内的作家这类作品很多。不从少年长出的第一根毛写起，就会从第一次梦遗写起，要不就写少年暗恋的第一个成熟女人……因为读得多了，我往往会把这些作家和作品记混，只记得，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青春痤疮展示了一遍。

但我仍认为，这种讲述是有价值的。对于自己，甚至对于文学。

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倾诉欲望，是很难产生好的作品。有的成名作家混来混去，混得练达了，肯定没了倾诉欲望，这时也就搞不了创作，最多只能写随笔了。

也是这个原因，作家们的处女作虽然生涩，但也可能有自己今后不能超越之处，说白了，也就是这种表达冲动。

路内的这本小说也是标准的自我倾诉。讲小城、工厂，刚刚高中毕业的主人公进入化工厂、成为钳工、成为电工、成为糖精车间的三班倒工人……这是无法概括故事梗概的，因为这本小说和这一类小说一样，都是急于倾诉，而基本没有中心故事。作家的追求不在情节，而在表述本身。

这类自我讲述的小说，都不看重故事，都只有一堆一堆的细节。路内是这里面讲述得很好的，叙述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