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问：“我们怎么玩？来一百点十美分的？”

琼斯在玩金罗美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门道。他后来告诉我，打牌时他首先会观察那些缺乏经验的对手把烂牌握在手里哪个位置上，然后判断自己离摊牌获胜还有多远。他会观察对手如何理牌，在出牌前会犹豫多久，由此弄明白对方手里的牌是好牌、烂牌或是不好不坏的牌，而如果对方明显握有一手好牌，他往往就会提出重新洗牌，即使他明知道对手会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对手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于是乎便胆大起来，倾向于冒险行事，为了能大获全胜而持续玩上太长时间。甚至连对手抓牌和出牌的速度都让他获悉颇多。“心理学永远要胜过单纯的数学计算。”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次他都能赢我。我要想赢他，先得自己做出一手好牌才行。

当提醒旅客享用午餐的锣声响起时，他赢了我六美元。他想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只须小赢一把，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哪个对手会拒绝和他接着玩。一星期六十美元的收入不算多，但琼斯告诉我，他可以靠这笔钱过日子，而且烟酒不愁。当然了，偶尔他也会大赚一笔：有些时候，对手会对这么幼稚的小牌嗤之以鼻，非要赌一点五十美分的大牌。后来在太子港，有一次我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如果是琼斯输了，我都怀疑他能否付得起赌债，但哪怕在当下的二十世纪，运气有时也的确会对勇者青睐有加。那个对手输光23了两堆筹码，琼斯从赌桌前起身时，身上多了两千美元。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赢得很有分寸。他主动给了对手报仇的机会，又输了五百多块钱。“另外还有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道，“女人通常都不会跟你玩扑克牌。她们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玩扑克牌会带有一种轻佻随便的气氛，而且还要冒风险。可是一百点赌十美分的金罗美嘛——那只不过是花点零用钱消遣罢了。当然了，这样一来玩牌的人也会多得多。”就连史密斯太太，一个在我看来铁定会对扑克牌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我们打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现在已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了——我们聊到了战争这个话题上。我想应该是那名药剂师乘客挑的头。他说自己曾在民防组织里当过防空队员，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发生在轰炸期间的普通故事，说得不厌其烦无聊透顶，就像描述别人做的梦一样乏味。史密斯先生坐在桌前，露出一副彬彬有礼的专注神情，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而史密斯太太则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叉子。与此同时，那名药剂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位于斯托大街上的一家犹太青年女子招待所遭到轰炸的故事（“我们那天晚上都忙昏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整个儿被炸成了平地！”），直到琼斯突然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自己有一次也弄丢了一整排的兵呢。”

“怎么会这样？”我开口问，心里高兴能怂恿琼斯继续往下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药剂师微张着嘴巴呆坐在那里。他自己的故事才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就一个听众也没有了，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头把嘴里的鱼弄丢了的海狮。费尔南德斯先生自顾自地又拿了一份烟熏鲱鱼。我们当中只有他对琼斯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就连史密斯先生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说：“再给我们多讲讲吧，琼斯先生。”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太情愿授予他军人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缅甸，”琼斯说，“我们空降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后方去牵制敌人。就这个排和我的总部失去了联络。带队指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丛林作战方面缺乏适当的训练。当然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节节败退24。奇怪的是，除了这个排，我手下再没有其他伤亡了，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一整个排，就那样从我们的队伍里被划掉了。”他撕下一块面包吞进嘴里，“没有一个俘虏回来。”

“你是温盖特25部队里的人吗？”我问。

“是同一类部队。”他又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回答我。

“你在丛林里待过很长时间吧？”事务长问。

“哦，好吧，对付丛林生活我还是很有本事的。”琼斯说。他继续谦虚地补充道：“要是在沙漠里，那我可就不中用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时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用鼻子嗅出水源。”

“换在沙漠里，这本事或许也用得上。”我说。琼斯越过餐桌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意。

“真可怕，”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推开面前吃剩的炸肉饼——当然了，是素食的果仁炸肉饼，厨房特别为他准备的，“人类居然能耗费那么多的勇气和技巧去自相残杀。”

“竞选总统的时候，”史密斯太太说，“全国上下那些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反战人士都支持我先生。”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吃肉的？”我问，这一回轮到史密斯太太对我大失所望了。

“这不好笑。”她说。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亲爱的，”史密斯先生温和地责备她，“但是，布朗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素食主义和出于良心拒绝入伍本该是同一类事情，没有那么叫人奇怪。前两天我跟你讲过酸性和它对激情产生的效应。排除掉人体内的酸性物质，你就能给内心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