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飞快地补道，“我认识你母亲。我喜欢她。她是个真诚的人。”她出了停车场，向那辆轿车走去。她丈夫没有转身，直接为她打开了车门，她钻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前：他的雪茄烟头在她的面颊旁微微闪烁，好像修路时在路边摆放的一盏警示灯。

我回到酒店，约瑟夫在台阶上迎接我。他说马塞尔半小时前回来了，今晚要在这里找个房间住一宿。

“就住一晚？”

“他说他明天走。”

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房钱，准确数目他心里很清楚，另外他叫了两瓶朗姆酒让人送上楼，还问他能不能住进伯爵夫人的那个房间。

“他可以住他以前的老房间。”但随后我又想起，那名新来的客人——一位美国教授——正住在那里。

我心烦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了触动。我很高兴我母亲曾被情人如此钟爱，被赌场里的那名女子（刚才我忘了问她的名字）这样喜欢。要是母亲能给我半点机会，我自己可能也会喜欢上她。或许我心里悄悄希望，她那么好的人缘也能传承给我——在生意场上，这可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就像她传给我酒店的三分之二股份那样。

四

当我在赌场外找到那辆带有C.D.标志的轿车时，我已经迟到了快半个小时。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何况我其实根本没有心情前来赴约。我不能欺骗自己假装爱上了皮内达夫人。一点点色欲和些许好奇心就是我自认为对她拥有的全部感受，而在开车进城的路上，让我对她心生抵触的所有事实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泛起：她是个德国人；她采取主动向我求欢；她是大使夫人。（以后从她的谈话里，我肯定会听到水晶吊灯和鸡尾酒玻璃杯的叮当碰撞声。）

她为我打开车门。“我差点儿就放弃你了。”她说。

“对不起。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开到别处去。官方晚宴十一点结束，我们的同事会陆续出来。”

她开车倒出停车场。“我们去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

“昨晚你怎么会想到要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

“你是看我的手气不错，就跟着我押注吗？”

“对。我猜我是觉得好奇，想看看你母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吧。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在我们前方，临时探照灯的强光笼罩着整座海港。两艘货船正在港口里卸货。许多佝偻着腰、背负麻袋的身影排成了长长一列。她来了个半圆形的急转弯，将轿车停在白色哥伦布雕像下那块浓重的阴影里。“我们的人谁也不会在夜里上这儿来，”她说，“所以乞丐也不会。”

“警察呢？”

“外交使团的牌照还是管点儿用的。”

我不知道我俩中间是谁在利用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做爱了，而她呢——她显然就像大多数婚姻中的主妇那样，已经走进了爱情的死胡同。但我此时还是被白天发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后悔自己不该来，还禁不住常常想起她是德国人，尽管她年纪太轻，和德国当年犯下的罪行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二人来到这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坐在车上，凝视着那尊雕像，它则远远凝望着美国。

为摆脱这种荒谬的情形，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的皮肤冰凉无比；她没穿长袜。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玛莎。”她转身回答我，我笨拙地想去亲吻她，却错过了她的芳唇。

她说：“我们不必这样，你懂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突然，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大酒店，身体变得绵软无力，但这一回，没有张开白色羽翅的海鸥前来拯救我了。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她温柔地对我说出甜蜜的谎言。

“我以为你在大使馆里多的是聊天的机会。”

“昨晚——要是我能去你酒店的话，是不是会很好？”

“感谢上帝，幸好你没有去。”我说，“那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是什么样的麻烦？”

“现在我们别说这个。”再一次，为了掩盖我对她缺乏感觉这件事，我粗暴地动起手来。我把她的身体从方向盘下拉出，扳倒在我的大腿上，车载收音机刮到了她的腿，她痛得大叫。

“对不起。”

“没事儿。”

她调整姿势让自己更舒服，又把双唇印在我的脖颈上，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的体内没有任何冲动，心里还在想，如果她感到失望的话，不知她对这份失望能忍受多久。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她全然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酷热的正午时分，猛敲着我母亲生前居室的房门，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敲了又敲，心想马塞尔肯定正在房中醉卧不醒。

“跟我讲讲那件麻烦事儿吧。”她说。突然间，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告诉她，起初是打扫房间的侍童感觉不对劲，然后约瑟夫也担心起来，最后等我敲门无果后，我便用万能钥匙试图开门，结果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不得不拆掉两座阳台中间的隔层，然后从阳台上爬过去——幸好房客们都到海边的沙滩上游泳去了。进屋后，我发现马塞尔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灯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决心甘愿赴死，因为他在套索上只须挣扎摇晃几英寸，就能用脚尖踩到我母亲那张大床的花饰边沿。两瓶朗姆酒几乎都已喝干，只剩第二瓶里还留下最后一点儿，而在一只写给我的信封里，放着我输给他的那三百美元的余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该有多忙啊。要费尽脑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