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关紧大门。也许他相信我是来找他谈那件他害怕听到的事情的。“不能等到明天上午再说吗？”他恳求我，“现在这么晚了。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伸手去摸雪茄盒，但它不在身上。我觉得他是有点想打算像别人塞钱那样往我手心里塞一把雪茄烟——好打发我赶紧走人。但他身上没有雪茄。他痛苦地放弃了，说：“如果你必须要进的话，那就进来吧。”

我说：“这只狗不喜欢我。”

“唐璜？”他对那只可怜的动物厉声喊出一道口令，它便开始舔他的鞋。

我说：“我有个同伴。”然后对琼斯做了个手势。

大使绝望而难以置信地看着琼斯出现。他肯定仍然以为我打算承认一切，或许还想逼他离婚，而他也可能想质问我，眼前的这个“她”，在这段感情中又能扮演什么角色？是证人，照顾安杰尔的保姆，还是代替玛莎的新太太？在噩梦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无论它有多么残酷或是多么的荒诞不经，而对他来说，眼前这一幕的的确确就是一场噩梦。首先从车里伸出来的是沉重的胶底鞋，一双红黑条纹相间的短袜，仿佛是系错了地方的学校制服领带，然后是一层层的蓝黑色裙摆，最后出来的是用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和肩膀，用雷明顿牌剃须粉涂白的面孔，以及那对风骚撩人的棕色眼睛。琼斯像一只在沙堆里洗过澡的麻雀那样抖了抖身子，然后迅速走上前与我们会合。

“这位是琼斯先生。”我说。

“是琼斯少校。”他纠正我道，“很高兴见到您，阁下。”

“他想在此寻求庇护。通顿·马库特在追捕他。带他去英国大使馆已经没希望了。那里守卫太森严。我想或许……虽然他不是南美洲人……但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说话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放松表情在大使的脸上舒展开来。这是政治问题。这个他能对付。家常便饭。“请进，琼斯先生，请进。非常欢迎。我的房子请你随便住。我这就去叫醒我妻子。我有个房间马上就能准备好。”一旦放松下来，他便像抛撒五彩纸屑一样到处乱扔他的所有品。然后他关好门，上好锁，插好门闩，安好门链，又心不在焉地向琼斯伸出胳膊，要护送他进屋。琼斯挽住他的手臂，如同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大模大样地穿过客厅。那条可怕的灰狗跟在他身旁，用乱蓬蓬的毛发清扫着地面，一边嗅着琼斯裙上的流苏。

“路易！”玛莎站在楼梯平台上，睡眼惺忪，带着惊愕的表情俯瞰着我们。

“亲爱的，”大使说，“让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琼斯先生。我们的第一位难民。”

“琼斯先生！”

“是琼斯少校。”琼斯纠正他们俩道，一边抬起裹在头上的围巾，就像摘下一顶帽子。

玛莎靠在楼梯扶手上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透过睡衣我能看见她的双乳，甚至是她私处毛发的阴影，而我心想，琼斯也能看见。他抬头冲她微笑，说：“在女子军队，当然。”我想起了“凯瑟琳妈咪之家”里那个名叫婷婷的姑娘，当我问她为啥喜欢琼斯时，她对我说：“他能逗我笑。”

二

这天晚上我没剩多少时间可睡了。当我返回“特里亚农”酒店时，之前上过“美狄亚”号的同一名警官在车道入口前拦住了我，质问我去了哪里。“你跟我一样清楚。”我说。作为报复，他把我的汽车彻底搜了个遍——真是个蠢货。

我在酒吧里翻了一通，想找点酒喝；但冰柜里空空如也，货架上也只剩一瓶七喜汽水了。我在汽水里掺了许多朗姆酒，然后出门坐在走廊上，等待着旭日初升——蚊子早就不来找我麻烦了，我是一块变质发馊的臭肉。我身后的酒店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空荡；我怀念跛脚的约瑟夫，一如我怀念某处熟悉的旧伤，因为以前当他一瘸一拐地从酒吧来到走廊，在台阶上爬上爬下时，我在潜意识里也随他感觉到一丝轻微的痛苦。至少他的脚步声是我可以轻易辨别出来的，不知现在他的足音在哪片荒山野岭中回荡，又或许他已在海地山脊的嶙峋巨石之间命丧黄泉。对我而言，他的足音好像是我唯一有空去习惯和熟知的声响。我的心里充满了自怜自艾，就像安杰尔的波旁饼干那样甜腻。我不由问自己，我能把玛莎的脚步声和其他女人的区别开吗？对此我感到怀疑，我也确实从未学会识别我母亲的足音，还没来得及她就把我丢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不管了。还有我的亲生父亲呢？他甚至连一份童年的记忆都没给我留下。他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我不敢确定——在这个世纪中，老人们长寿得足以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但我对他并没有真正的好奇心，我也丝毫不想去找他本人或是他的墓碑，而墓碑上刻的有可能是布朗这个姓氏，但也没法完全确定。

好奇心的缺失在我身上形成了一个本不该有的空洞。我没有用替代品填补这个空洞，就像牙医将蛀牙的窟窿暂时补好那样。没有哪位神父曾扮演过我父亲的角色，这个世上也没有哪块地方曾取代过我的故乡。我是一名摩纳哥的公民，仅此而已。

棕榈树开始从无可名状的黑暗中渐渐显形。它们让我想起了赌场外面的棕榈树，那些树扎根在一片蓝色的人工海岸上，那里甚至连沙子都是舶来品。轻风吹拂着长长的叶片，它们如锯齿般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好似一架钢琴的琴键。那情形就仿佛有一位看不见的演奏家在两键一按或三键一按地弹奏着乐曲。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