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脸在扭曲。

我感觉他好像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场，使得这次治疗对他来说更加不舒服。他的双手紧紧抠住澡盆的边缘，弯曲的手腕在颤抖。足足有三分钟，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护士逐渐减轻了电流，保文也平静下来。他的脚趾也不再抽动。

我不想增加他的难堪，就走出屋子去找麦医生，一方面是想感谢他对保文的照顾，另外也想了解他什么时候能够痊愈。麦医生没在办公室里，我就到楼外去透透气。太阳高照，雪地耀眼的洁白。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去适应这强烈的光线。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点燃一支烟。一位年轻姑娘戴着貂皮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双军用棉手套，手里提着一只空奶桶，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嘴里哼唱着“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她很漂亮，清脆的声音十分甜美。我不由得盯着她身后在风中晃动的两条大辫子，看了好久。

我内心充满了对保文的同情。他是一个出色的年轻人，应该能够去爱一个女人，创建家庭，享受正常的生活。

二十分钟后，我重新走进了他在一层的病房。他看起来很疲倦，仍然微微发抖。他告诉我，当电流增强的时候，他的皮肤好像遭受着几百只蚊虫的叮咬。这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在澡盆里从来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我心疼地说：“我回去告诉厂里的领导你悔改的决心很大，并且积极配合治疗。”

“行啊。”他仰了仰湿漉漉的头，“谢谢你带书来。”

“你还需要啥不？”

“不需要了。”他的声音中有几分悲伤。

“保文，我希望你能回家过新年，贝娜需要你。”

“我知道。我也不想在这儿关一辈子。”

我告诉他，贝娜已经给他妈妈写了信，说他出差去了。这时候楼道里响起了午饭的铃声。楼外面的大喇叭里开始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龙护士走进来，一只手拿着一双筷子，另一只手端着盛着两个窝头的盘子。他高兴地对保文说：“我一会儿给你端菜来。今天吃酸菜炖豆腐，还有豆芽汤。”

我站了起来，跟保文告了别。

回到厂里，我向领导们汇报了保文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他们听后很吃惊。光是“电浴疗法”这个名词就够他们乱想一阵了。朱书记摇着头说：“保文还得受这个罪，太遗憾了。”

我并没有解释电浴比起其他疗法还是轻的，我也没有向他们描述电浴疗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说：“他们每天都把他泡在电水里。”让他们去吓唬自己去吧，这样也好，等保文出院回厂的时候，他们会更同情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保文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贝娜成天念叨着要去看看丈夫。她急于想在新年前把他接回家。在她车间里仍然流传着关于保文的闲言碎语。有的说电浴疗法把他浑身烫得都是泡；有的说他的鸡巴被治疗得都快缩没了；还有的说他现在变成了吃素的和尚，看见肉就呕吐。那个说夜里给保文留着门的姑娘刚刚结婚，到处跟人说她怀孕了。人们开始变得对贝娜友善体贴了，就像是对待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组装车间的领导安排她只上白班。我很高兴财务科把保文算成病休，仍然给他发工资。也可能是他们不想得罪我才这么做的。

星期六，我和贝娜一起去精神病院探望保文。她不会骑自行车，我骑车带她去又太远，我们就乘公共汽车。两个星期前她自己去看了保文一次，给他送了几双袜子和一条她织的毛裤。

我们到达精神病院已经是下午了。保文很健康，精神也很好，看来电浴确实有效果。他看到贝娜很高兴，甚至当着我的面搂抱了她几下。他给她剥了两块奶糖，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也就没给我。屋里没有别的杯子，他给我们俩倒了一大茶缸麦乳精。我不知道同性恋是否会传染，因此连茶缸的边都没敢碰。我很高兴看到他能善待妻子。他认真地听她讲厂里同事的故事，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如果他没有病，该是多好的一个丈夫啊。

坐了几分钟之后，为了让小两口说说悄悄话，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我走到楼上护士值班室，看到龙福海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值班室的门敞开着，我敲了敲门框。他吓了一跳，忙合上褐色封面的笔记本，站了起来。

“我可没想要吓着你。”我说。

“没有，大叔，我只是没想到会有人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牡丹”牌香烟，放在桌子上说：“小伙子，我待不了一会儿。这个你收着，我的一点小意思。”我没想要贿赂他，只是真心感谢他照顾保文。

“别，别，大叔，您别这样。”

“你不抽烟？”

“我抽。这么着吧，您把这条烟送给麦大夫，比送给我有用。”

我有点煳涂了。他既然抽烟，为什么不想要这条贵重的香烟？他看我不知所措，就解释说：“您送不送我烟，我照样会对保文好。他是个好人。您应该多给大夫意思意思。”

“我还有一条要送给他。”

“在这儿一条烟哪拿得出手啊。您起码得送他两条。”

我被他的细心周到感动了，于是谢了他，说了声再见。

麦医生在办公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妇女生活》。杂志的封底是一张江青受审的照片。她身穿黑衣，戴着手铐，站在两名年轻的女警察中间。麦医生放下杂志，请我坐下。屋里四圈靠墙都是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病历。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水果味。他看见我好像挺高兴。

寒暄几句之后，我拿出那两条香烟递给他：“新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