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

我定期给他办的学报投稿，和他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他待我不错，不仅来稿必用，而且经常按最高的标准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不同的是，《叙事技巧》不仅刊登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而且还开辟了一个发表国内作者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园地。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学术刊物要发表原创的诗歌？方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诗学，为啥每期要用十几页的篇幅来刊登诗歌？他肯定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协调，我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回到了母校。我刚结婚的妻子已经升成了讲师。我听说方教授办的杂志停刊了，原因是一些年轻妇女指控他耍流氓。这些女人中有老师、有学生，有人说他用发表文章作诱饵来勾引她们和他睡觉，还有人说他拒登她们的来稿因为她们拒绝他的引诱。说实话，我怀疑有些女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和他勾搭的，当然肯定是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