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俩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学校领导解决，或是私下里和解。有些人觉得金莉是心虚，这更证明了她在国外的生活多么糜烂。还有，她为啥会想到用“经济赔偿”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啊，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应该用行动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干一仗。

有天上午她到木基市外事办公室去找工作。她听说那里缺英语翻译。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对外国人开放，市政府决定在松花江心的一个小岛上兴建游乐园来吸引旅游者。金莉一共填了六份表，但是外办负责人事的干部根本没有见她。一个秘书模样的姑娘让她下个星期四再来一趟，因为人家要花点时间研究她的档案。金莉在她填好的表格上附了一张美国语言学校的证书，证明她在这家学校学习过英语，并且通过了毕业考试。她的口语成绩是“A”。她跟那个秘书讲她想当个导游。

“我听说要招九个翻译呢。”那个年轻的女秘书悄声说。她两眼盯着金莉的嘴唇—口红抹得太重，都成了紫色。

金莉以为当翻译得考英语。她每天至少听三个钟头的BBC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又复习一本厚厚的“托福”英语试题。即使在洗衣服的时候她也开着收音机。第二个星期四的下午她准时去了市外办。接待她的是旅游科科长。这位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男人，头顶已经秃了一大块。他认真地听了金莉的自我介绍以及她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她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似乎有点急不可耐。“我在纽约住了四年，到过美国许多地方。跟您说实话，我在美国还有许多关系，对咱们市和外面创建联系会有帮助。我还有一张国际驾照呢。”

科长清了清嗓子说：“陈小姐，我们很感谢你来申请我们的工作。”听到他没有叫她“同志”，她有点吃惊，好像人家把她当作外国人或港台同胞。他接着说，“我们前天仔细研究了您的档案，恐怕得令您失望了。我们不能录用您。”

“为啥？”她一下子蒙了。谁都知道：这九个翻译的招聘名额不可能招满，也不会有九个人来报名。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要是您一定想知道原因，那我就得说：我们只能录用我们信得过的人。”

“您这是啥意思？难道我不是中国人？”

“您在美国拿到了绿卡，对吧？”

“没错，但我还是中国公民。”

“这跟国籍没有关系。我们不了解您在纽约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您过去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咋能轻易相信您呢？我们有责任维护国家的荣誉。”

她心里全明白了，没有再争论下去。他们一定是从师范学院调来了她的档案，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们她在纽约的生活情况。她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

“陈小姐，您也别太激动。我并不是想要伤害您的感情。我只不过是把外办的决定通知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闪亮的蚂蚁正匆匆向墨水瓶爬过去。他用拇指捻死了蚂蚁，把它从裤子上抖掉。

“我明白。”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连再见也没有说。

在市政府大楼外面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不停地用粉红色的纸巾擦着脸。她从手包里摸出化妆盒，对着小镜子把脸上被泪水冲开的粉擦掉。她手上的人造革化妆盒吸引了街上一个小姑娘的注意，她的目光在金莉脖子上的项链和化妆盒之间不住地打量。

工作没找到，她又开始实行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吃惊的计划：动员迟淦和她一道去美国。这个主意可把他吓坏了。他除了会说几句“早上好”“中国万岁”和“友谊”之外，对英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城市里除了有几个人去过香港和日本以外，还没有人能出门走那么远—好家伙，穿越整个太平洋。我们听说有个年轻妇女和她丈夫一道去了香港，一下飞机就被她男人卖到妓院里。可以想象迟淦对妻子的提议有多害怕。他怕一到纽约就会被妻子卖去当劳工或做男妓。他看起来倒是不缺胳膊不缺腿，扁平脸、肩膀滚圆，虽然个子矮点却很结实。但是他要真的干了那种营生，没几天就会死在美国。所以他坚决不同她一起出国。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洋鬼子！”

“你听我说，”她还是耐心劝解，“纽约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城，你在那儿用不着说英语。那里到处都是中国人。书、报纸、电视节目，甚至电影都是中文的。你根本不会变成美国鬼子。”

“我不去！”他瞪起金鱼眼，鼻翼一张一张的。

“别死心眼了，咱们在那儿会挣很多钱的。那儿的日子比这儿强多了。你天天都能吃肉吃鱼。”

“那你干啥还要回来呢？”

“我回来是带你跟我一块走。”她眨了眨一双杏仁眼，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我出国光是为了我自己吗？四年前我走的时候，不是说过我是去给咱们家寻找新生活的？”

“你是说过。”

“你看，我现在就是回来带你和孩子去美国。要是咱们在那边干得好，咱们还会发财，买个大房子和两辆汽车。你不是想开一辆崭新的福特汽车吗？”

“我不想，我也不会开车。”

“不会可以学嘛。我教你，比骑自行车容易多了。”她的双手抓着想象中的方向盘，左右转动，头向后斜过去，眼睛半闭着。

他咽了口唾沫，说：“不，你就是给我座金山我也不去。”

“你知道吗，迟淦，咱们在那边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她的眼睛又眨开了，笑起来的时候左腮上还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