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成的，听了她的话没有不扫兴的。

她回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夏天已经过了一半，正是东北地区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凉不热，市场上堆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儿丹丹放暑假不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金莉回国前的一个礼拜，爷爷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为的是让孩子避开她妈妈。实际上，那孩子把妈妈差不多也忘光了。我们每次问她想不想妈妈，她都说“不想”。

金莉回来见不到孩子非常伤心，自然把气出在丈夫迟淦身上。他只好安慰她说，丹丹在爷爷奶奶那儿住几天就会回来。

金莉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房子。她不在的这几年，家被迟淦弄得像猪窝一样。虽然迟淦在船舶设计院当机械维修工，但他不是个勤快利落的男人。他从小让爹妈惯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扫出了鸡蛋壳，风琴、五斗橱、大衣柜上都落满了尘土。天棚的四个角都拉着蜘蛛网。屋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她只好成天敞着窗户。所有的被褥上都渍了一层油垢，亮光光的。有几床被子上还有烟灰烧的窟窿。她回家后才知道，两年前她捎钱回来买的洗衣机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让她难过的是：她种的茉莉和牡丹都干死了，只剩下几株枯枝立在花盆里，像骷髅一样。花盆里盖了一层烟头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邻居们在楼道里又听见了熟悉的摔门和砸锅碎碗的声音—这两口子又干架了。

“把你的臭袜子和裤衩都收起来，到你妈那儿去洗。”她命令丈夫。

他一声儿不吭地把袜子和裤衩收集到一个纸盒子里。她又开始抱怨厨房和厕所里到处都是烟灰。“这家里都快赶上火葬场了。”她不住声地唠叨。

他用手指扶了扶金丝边的眼镜架，忍不住说了句：“你要不喜欢这个家，干啥还要回来啊？”

“你寻思我是冲着你回来的？”她咬着嘴唇，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奇迹：去美国之前，她有点龅牙，但现在所有的牙齿都排列得规规矩矩，像珍珠一样闪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从前那样凸出了。看来，人家美国的牙医手艺就是高超。

她确实不是冲着迟淦才回国的。她想念女儿，所以她公婆才不让她见丹丹。他们瞧不起金莉，声称没有这样一个儿媳妇，甚至当着别人说她“不要脸”。有天晚上金莉站在公婆家的门前，哀求他们让她和丹丹说句话，她婆婆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说：“丹丹不想见你，她没你这么个妈。别再让我看见你那描眉画眼的臭脸。”

迟淦的父亲站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个苍蝇拍，摇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他嵴背冲着门，装作没有看见儿媳妇。

“丹丹，她啥时—啥时候才能回家啊？”金莉问。

“这儿就是她的家。”婆婆说。

“求求您了，让我看她一眼吧。”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但是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不行。她看见你就生气。”

“妈，您就饶了我这次吧。求求您了！”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个儿媳妇。”

门被勐地关上了。金莉知道他们决不会让她再见到女儿。她想尽了办法，但还是连丹丹的影子都见不着。公公婆婆住的是俄罗斯式的洋房，根本就不让那孩子迈出大门一步。她没有让迟淦去求情，她知道他不会有胆量反抗父母的意志。也许他也愿意把她们母女隔开。

当我们听说了她见不到女儿的消息后，有些人认为她活该。她抛弃孩子在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也有人可怜她，说她既然见不到女儿，干脆和迟淦散伙算了，他根本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大家伙都很想知道她下一步怎么做。

她去美国两年后，师范学院就把她除名了。现在她没有工作单位，是等待安置的无业人员。我们都纳闷：她没有工作靠什么生活呢？这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不是纽约，在那儿她只要把一个老头子哄得高兴就一切都有了。她不知道师范学院已经把她解职，还满心以为回国后就能到原单位上班呢。学院领导告诉她说，她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她不适合担任教师的职务，她听了非常吃惊。

后来她不知怎么弄清楚了是范玲教授在散布她在美国给人家当小老婆的故事。有几个人怂恿她去当面扇范玲的耳刮子。这个范教授是个人见人嫌、专门算计别人的母老虎。她五十年代初从莫斯科大学拿到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据金莉讲，范教授有个侄子想到美国留学，求过金莉做经济担保人，但是她没有答应。范玲就因为这个才到处败坏她的名声。“你们看看，”金莉一边跟众人说，一边伸出细长的双手，让大家看看她中指上戴的刻着花纹的金戒指，“我不是美国公民，这样做是非法的。”她也许说的是真话，但我们并不完全相信。

有人告诉她说，范玲要参加星期二下午的全院教职工大会。如果她要当众让姓范的出丑，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都很想看看她俩到底会怎么干仗，同时也准备好一旦她把范教授打得太厉害就出来干涉。范玲是个老太太，有高血压和肾病。

令我们失望的是，金莉那天根本没有去开会的大礼堂。范教授坐在会场后面打瞌睡。院长在台上布置任务，要全院师生准备欢迎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前线的英雄来校做报告。

后来金莉跟我们说，她要以诽谤罪“起诉”范玲，让那个老太太“赔偿”她的损失。这可是新鲜事。有谁听说过法院还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再说，哪儿有律师打这种个人纠纷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