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

太平军五月底起连续对宝庆城发动攻势，城外清军各路援军也多次对围城太平军实施攻击，但始终未能对太平军造成实质性打击。

到6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6月17日，太平军完成了对宝庆的四面合围。

就在太平军到达宝庆之初，湖南驯服骆秉章等即令宝庆坚壁清野，将宝庆城外的的民房街市庙宇全部焚毁，以使太平军不能以之作为进攻的屏障与掩护。

然而，清军将帅对于湖南会战重要性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湘系集团的骆秉章和胡林翼等一开始就主张全力应对，湖广集团的官文、都兴阿、多隆阿、舒保等则不甚以为然。

他们认为，游荡与安徽南部的陈玉成部一直对湖北虎视眈眈，以湖北现有兵力与陈玉成相抗，鄂东防御已经可虞，何况按照既定计划，此时湘军正当分兵三路进图安庆，尤须厚结兵力。

因此，他们对胡林翼从湖北调兵增援湖南的意图相当不满，认为是“不援皖而唯湘是图”，“湘人以空虚而致贼，鄂人奈何效尤？”

而针对湖北官方的埋怨，湘军大佬胡林翼却很明白表示陈玉成于三河大捷后在安徽二郎河遭受重挫损失严重，非经休整蓄锐，无力发动凌厉攻势。

而石达开即使不打永州、衡州、宝庆，也未始不能重施咸丰二年太平军东进之故伎，绕过三郡直导湖北。

一但“湖南不能追”，则“湖北势不能堵”，由是石达开不止将“由西路窥伺巴蜀”，而且“附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间”。

湖南不支，则“湖北御此大股，必须再添两万人。饷力固不能任，将才又不能多”，彼时湖南“非全境肃清三、五月后”必不能援鄂，所以为湖北计，“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

在胡林翼的再三陈说利弊下，湘鄂集团终于统一了思想。先由官文俱折呈奏保蜀之困难性及必要性：“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蜀中承平日久，额兵多半调拨他省，猝欲御此强悍之寇，深恐力不能支”。

“查蜀中富庶为时下财赋之区，中外皆资其力。若贼得肆志入蜀，其（氐鸟）陷张必数倍于湖南，不特贻患于两楚，防无虚日；并恐蚁附蜂屯，西出关中，为秦晋之大害。历观史书所载，蜀之安危，关系中原大局。盖土沃民众，能善用之，则可御外侮；不善用之，亦足借寇兵也。查天下之势，西北足以控东南，东南不足抗西北。故贼踞江皖，而楚省尚可复完备，因得上游之势”。

继而要求“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至于江西太平军“不过万余，或请饬李定泰守饶州，饶廷选守抚州，吴水牛守九江，自能保固疆圉。俟南省肃清，蜀事果定，则楚军得以专意东征，即江西余孽，亦不难殄灭矣。”

十日后又由官文和胡林翼会奏，更加明确地提出“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全局战略。

湖北带头做出榜样，尽管本省“马步水师各营，既以全力规画院江南北，更复西顾荆州，北防商固，而粤匪捻匪窥伺多端，水师马步各军应接不暇”，仍“以湖南异常紧急，于万难筹拨之个，勉力抽调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补疮，移缓就急”，抽调援兵一万五千人，而且用饷全由湖北负担，不烦湖南，确是全力支援。

就这样，清军投入宝庆会战的兵力，包括在籍湘军官兵士兵四万人和从皖赣鄂等省陆续调集的约三万人在内，总数不下七万。

其中除之前提到的刘长佑、刘坤一及祁阳城下各路援军外，先后还有曾国藩调萧启江、张运兰部往援。

湖南巡抚骆秉章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军往援；官文、胡林翼调马队二百，总兵王明山、陈金鳌、知府萧翰庆、副将孙昌凯率水师四营携炮船一百余号往援；续调安庆水师参将杨明万、游击曾绍霖、副将刘国斌携炮船九十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二十八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往援。又续调荆宜施道李续宜自黄州、武昌往援。

此外，还令在海南一带机动的都兴阿、多隆阿、鲍超部停止深入淮南腹地，作为援湘预备队随时待命。

也就在这时候，由两江总督吴可统筹指挥的金陵战役也正式开打。

同时进行两场超过十万人数的大战，就算朝廷也有些承受不起。

幸好两处战场大部分军费都由各自省份筹措，朝廷再提供一部分倒也勉强凑合，起码没闹出因粮饷短缺而出现的军中不稳迹象。

吴可也是等到金陵战役陷入焦灼僵持之势，又将后方的后勤供应体系梳理清楚，将任务细化分派下去，这才有时间和空闲关注湖南宝庆的大战。

“湖南和湖南官场倒是联系紧密！”

看着手下幕僚收集整理的情报，吴可忍不住连连冷笑不已。

“呵呵，还想将江西也化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真真是狼子野心！”

他没有要身边幕僚回答的意思，只是看着手头情报一会皱眉一会撇嘴表示不屑，看到不爽的地方更是忍不住开口嘲讽一二。

“传我命令，让江西本地清军给我老实本分一些，不管境内湘军如何动作，他们得把辖区的防务搞好，不然本督不介意让他们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看完情报汇总，吴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