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海第一大城，街面繁华商铺淋漓，人来人往操着各种古怪声调的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南来北往的商品琳琅满目晃花人眼。

吴可端坐在包下茶楼的二楼临窗口，一边默默注视楼下繁华喧闹的广州街市，一边静静聆听手下汇报。

来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已经过去了一个来月时间，有着随行三万乡勇队精锐战士保驾护航，他很轻松的便在广州城站稳了脚跟拿住了权力。

刚开始时，广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以及数十万百姓商贾，可被他带来的三万精锐将士吓得不轻，生怕来了伙匪军贪婪无读盘剥严苛。

结果驻扎在城外四方的乡勇队三万精锐表现完美，不仅军纪严明从不绕民，就是稍微一些过分举动都不许有。

这一下，羊城百姓好奇了，心中的忐忑放下了一些，对于城外驻扎的那三万精锐官军很有好感。

能没好感么，官军什么鸟样羊城百姓可是深有体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洋人出现以后，驻囤广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清军不要太多，那军纪松弛得真没法多说。

一到休浴日那就是羊城周围百姓的灾难日，那些出得军营的兵大爷们吃霸王餐嫖霸王鸡还是轻的，动不动便是拳脚相向肆意妄为，比起山上那些大王们都有所不如，羊城百姓能有好感才见鬼了。

像乡勇队这样守规矩的官军实属罕见，头一次碰上要说没半分好奇怎么可能？

安徽清军的赫赫威名羊城百姓倒是听过，可是亲眼所见还是头一次。

与严重依赖两广筹粮筹饷的湘军不同，乡勇队可是有自己的财政体系，根本句用不着向外界求爷爷告奶奶，也是因此乡勇队与其它清军部队很少有深入交流，因为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与乡勇队最为亲密的清军部队，当属江忠源所部楚军人马，谁叫乡勇队刚刚崛起之时两军又很长一段时间联合作战的经历。

之后江忠源战死庐州，左宗棠在吴可的帮助下，顺利接手了楚勇的指挥权，所以左宗棠部对乡勇队的底细也十分了解。

更不要说，在河南和淮北那几年并肩作战的时间里，左宗棠部楚军干脆学习乡勇队建制，几乎就是一个简化版的乡勇队。

左宗棠虽然不像吴可那般会合理敛财，但跟着乡勇队一起行动多年，积攒起来的家底也十分丰厚，养上数万军兵不在话下。

在河南两次剿匪，还有两次支援京畿，乡勇队基本上都是独立作战，与河南清军以及京畿清军的交流不多。也就是在京城保卫战中，因为人手不足的缘故乡勇队才与京城守军混合作战。

可就算如此，随援的乡勇队精锐也是单独立营，没有跟京城守卫清军有过多接触，乡勇队的底细也没有暴露于京中大佬眼底。

两江清军算是与乡勇队配合得不错的清军部队，没办法连两江清军的整编都是乡勇队派出大队教官亲自训练，是除了左宗棠部楚军对乡勇队最熟悉的清军部队，可就是这样两江清军与乡勇队依旧是不同的两个体系。

三万乡勇队精锐战士以他们严格的军纪，让羊城百姓大生好感。

紧接着乡勇队又贴出招工告示，招募了数千羊城底层百姓做工，间接更是让数千个家庭受益，这一下更得民心之前的闲言碎语也慢慢消失无踪。

果然中国人是最容易适应环境的，见城外驻扎的三万官军没有饶民之举，城里的百姓虽然心中依旧带着担忧，但广州城很快就恢复了原本的繁华和喧闹。

与前任劳崇光交接用去了小半个月，之后又是与广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了解情况，又花去了大半个月时间。

等他对广州局势有了个大概了解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去一月有余。

广东局势真的不容乐观，被洋人渗透得实在太过厉害，民心都不一定在朝廷这边，万一有事也不用指望地方团练武装能帮上什么忙。

首先就是民心问题，这儿的‘汉奸’实在多了点。

早在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

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