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本原因所在。

《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百姓歧视与压迫，回族百姓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待遇极不公平。

在朝廷看来，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回岂非民乎？”

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回族百姓可谓苦难深重。

不仅如此，朝廷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例如，原回民结伙行窃例中，对持械并无具体界定，嘉庆二十五午（1820年）山东省为严惩省内窃盗之风，制定新例，“凡非徒手，即应以执持器植论”、“器械二字包括一切顺杆、软梯、铁凿、铁锨、小刀等物”，由于该省严惩窃盗的旧有条例系引自回民例，因而山东省的新规定又彼反引到回民例，通行全国。

该条例中“回民结伙”提法最初没有详细区分被结伙者为汉民或回民，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们发现回民与汉民结伙，若均照回民例处置，对汉民来说处罚太重，于是官方对“回民结伙”的情况补充新的解释，汉民与回民伙同行窃，各按各自的律例科断，从而明确了汉回不平筹的事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因故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发甘肃，酌发他省，一些官员处于阴暗的心理，认为回民改发他省是得到优遇，“使不法凶回终得安处腹地，不足以儆凶顽”，于是请求“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者，俱实发烟瘴充军，并回民抢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一项，其情罪正复相等，此等回犯为数不多，酌发四省烟瘴充军，亦不在拥挤”，结果此议案“奏准通行”。

总之，在对待回民的问题上，朝廷上下充满了恶意。正是在这种不公平的出事态度下，加上一些官员推波助澜，致使陕甘地区的回汉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终致不可收拾之境。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陕甘地区，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的回民显然也受此捆饶久已，放吴可感觉心中不舒服的同时也提醒了他，两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第667章逼反

心中有了想法，吴可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让他很不高兴。

居住于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并不是很多却也不在少数，十来万数量却是有的，陕甘回民遭遇到的情况差不多，散居于两广地区的回民也受到官府还有闽江双重苛待，回汉以及回民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至于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主要还是因为回民数量太少的缘故。

虽然心中有些不爽，同时也很担心陕甘的回民叛乱风潮波及到两广，让他对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有所防范，但是有些规定成俗的东西不是他想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回汉之间的矛盾不是说两句好话便能消弭于无形的。

一些官员总是希望把歧视性的法规扩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朝廷原本规定在回民结伙持械行窃案中，案犯不得存留养亲，回民结伙斗殴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报存留养亲的。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巡抚在审理回民糜锡等共殴致人身死一案时，拟将从犯回民糜虫受儿充军，虽其亲老丁单，不得存留养亲，连刑都都觉得此举过于严厉，“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犯，本不在不准留养之例，且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重，并非罪大情重，法无可逭之犯”，因而否决了陕抚的建议，应准予糜虫受儿存留养亲。

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众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银二十四两”，最后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含毛贱士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

严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民的生活如雪加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各地回民频频叛乱的原因了。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陕甘地区普遍存在，于两广的回族居民也是同样如此，只不过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实在太少，根本就掀不起任何风浪，这才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不然有吴可头疼的时候。

尽管如此，吴可也不敢大意，吩咐地方官府严密监视当地回民，同时要求他们不要对回民太过苛刻，免得过犹不及引起乱子。

他不得不小心，这段时间大清境内回民实在太过活跃，陕甘回民叛乱引起的乱子甚至惊动了朝廷，云南回民也不肯清闲，跟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

两广眼下的局面十分稳定，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百姓生活水平正以看得见的速度提高，他可不想在这时候闹出什么内乱来。

于是，不知不觉中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惊讶发现，他们生活的环境一下子和善起来，之前与他们争锋相对的汉民突然变得老实了，而可恶的官府在判案时，也没做得像之前那般过分。

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还担心了一阵子生怕这是汉人和官府的阴谋。不过时间一长他们就放下了这种担心，慢慢适应周围改善的生活环境，心中的怨气尤在却不似之前那般浓烈。

而且两广此时发展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