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法国侵占越南北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

另有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探奏称：“伏念越南之于滇、粤，渡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却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同欧洲头等强国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朝廷应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

就在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之时，不久之后发生的‘天津教案’，却让朝廷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临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

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

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朝廷被连绵不断出现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让一干朝臣无语的是，这一切事情都跟法国人有关……

第705章哗然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