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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替我们拎行李。一个蓝眼睛的肥胖海关职员在一间木板房里抽着水烟筒值勤。他斜眼瞟了我们一眼,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行李,挪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来,却又鼓不起劲头。他慢腾腾地拿开了他那水烟筒的管子。
“欢迎你们。”他懒洋洋地说。
一个孩子走到我跟前,用他像橄榄那么小的黑眼睛向我使了一个眼色,笑着说:“他不是克里特人。他懒得要命。”
“克里特人不懒吗?”
“他们懒……他们懒……”克里特孩子答道,“可是懒得不一样……”
“村子离这里远吗?”
“唔!不远,一颗子弹的射程!瞧,在园子后面的山沟里,是个挺漂亮的村子,老板。这儿是块宝地,什么都有,角豆、青豆、鹰嘴豆、油、酒。那边沙地里还长着在克里特成熟最早的黄瓜和甜瓜。老板,是非洲刮来的风把他们吹起来的。你要是睡在菜园里,夜里就会听见瓜长大成熟的窸窣声呢。”
左巴走在前面,他的头还有点晕晕乎乎。
“别泄气,左巴,”我对他喊道,“我们已经挺过来了,没事儿了。”
我们快步走着。地里掺杂着沙和贝壳,不时出现一棵怪柳、一棵野生无花果、一簇灯心草或苦毛蕊花。天阴沉下来,云越来越低,起风了。
我们走近一棵螺旋形双干合抱的硕大无花果树。因为年代久远,它的内部开始凹陷。一个孩子停下脚步,用下巴朝着树做了个动作。
“这是小姐树!”他说。
我感到吃惊。在克里特的土地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或许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
“小姐树?这是为什么?”
“还在我爷爷那时候,一位绅士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羊倌。可是她父亲不愿意。女儿哭喊、哀求,但老头子就是不答应。于是一天晚上,两个青年男女不见了。大家去找,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还是找不着。但他们开始发出臭味,大家跟着臭味去找,在这棵无花果树下发现他俩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你明白了?因为闻见臭味才找到他们的。”
孩子大笑。我们听到村子里的嘈杂声,狗吠、妇女们叫嚷、公鸡啼鸣,这些宣告着气候的变换。空气中飘荡着从制造拉吉酒的蒸锅里散发出的葡萄渣的味道。
“村子到了!”两个孩子跑着喊道。
我们绕过沙丘就看见了村落,它仿佛趴在峡谷的斜坡上。白灰粉刷的带平台的低矮房屋参差不齐,挤在一起的窗户形成许多斑点,像是卡在石头中间的白色颅骨。
“注意,左巴,”我小声叮嘱,“现在我们进村了,行动表现得像个样子,不能让人家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认真干事业的人。我是老板,你是工头。你知道,克里特人不开玩笑。只要他们看见你,发现你身上有什么毛病,就会给你起个外号。你再也甭想摆脱这个外号。你就像一只被人在尾巴上拴了个平底锅的狗似的跑吧。”
左巴用手捂住上唇的胡子,陷入了沉思。
“听我说,老板,”他终于开口,“要是村里有个寡妇,你就不必担心,要是没有……”
刚走到村口,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伸着手跑过来。她那张被晒黑的脸很脏,上唇还长着浓密的黑色汗毛。
“嗨,朋友!”她用亲近的语气朝左巴喊,“嗨,朋友,你有良心吗?”
左巴停住脚步。
“有啊。”他严肃地回答。
“那就给我五个德拉克马[3]吧!”
左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钱包。
“给你。”他说,同时露出微笑以缓和他的苦涩表情,又转过头来对我说:“看来这里东西不贵,一个良心才五个德拉克马。”
村里的狗朝我们跑来,妇女们倚在晒台上看,孩子们跟在我们后边叫嚷。他们有的大喊大叫,有的模仿汽车喇叭声,还有的跑到我们前面,睁大眼睛,好奇地看我们。
我们来到村子的广场上。这里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树周围是一些用来做凳子的经过粗糙加工的树墩;对面有家挂着褪色招牌的咖啡馆,写着“贞洁咖啡馆—— 肉铺”。
“你笑什么,老板?”左巴问。
还未等我回答,咖啡馆兼肉铺的门里走出五六个穿深蓝色长裤、系着红腰带的彪形大汉。
“欢迎你们,朋友们!”他们喊道,“请进去喝杯拉吉酒,还热着哩,刚出蒸锅。”
左巴直咂嘴。
“怎样,老板?”他回过头来朝我眨了眨眼睛,“喝一杯拉吉酒吧?”
我们喝了一杯,就把肚子都烧烫了。咖啡馆兼肉铺老板是个身体结实、动作轻快、保养得很好的老头。他给我们搬来两把椅子。
我打听哪里可以住宿。
“去霍顿斯太太那里!”一个人高叫。
“一个法国女人?”我惊奇地问。
“她从世界的另一头来。她混了一辈子,哪儿都去过,老了就落到这里,开了一个小客栈。”
“她还卖糖块儿呢!”一个孩子说。
“她涂脂抹粉呢,”另一个孩子叫着说,“她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带……她还养着一只鹦鹉。”
“寡妇?”左巴问,“是个寡妇吗?”
谁也没回答他。
“是寡妇?”左巴又问,嘴里流出口水。
老板捋了捋浓密的灰胡须。
“朋友,你能数数这里有多少根胡子?有多少?那她就当了多少丈夫的寡妇。你明白啦?”
“我明白了。”左巴舔舔嘴唇答道。
“她也能把你弄成鳏夫。当心,朋友!”一个老头说。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老板又托着盘子出来,给我们送上大麦面包、羊奶酪和梨。
“走吧,躲开他们。”他喊道,“他们不能去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