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宽胸之效，正是为了应对此类扰动。足三里为胃经合穴，健脾和胃，调和气血，可稳定中焦气机。在您进行探查、牵拉时，我会重点在这两穴行针，采用适当补法或平补平泻，试图‘镇固’气机，减轻震荡。”

他没有直接保证效果，而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意图。哈里斯听着翻译，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敲击着。他需要的是可预测的生理参数改善，而不是“气机”、“心神”这样的词汇。但他也明白，这是对方认知体系内的最优解答。

“那么，在切除阑尾、处理系膜血管时，可能会有出血。”哈里斯继续，“即使小心结扎，手术创面本身也会有渗血。患者本已贫血、高热脱水，血容量不足。你的针刺，能否像某些报告中暗示的那样，有一定的‘止血’或‘减少渗血’效果？”

这次沈墨轩回答得更谨慎：“中医确有‘针刺止血’之法，多取孔最、隐白等特定穴位，但多用于体表或某些内部血证。对于此类手术创伤的实质性渗血，针灸恐难直接‘止住’。但通过调和气血、固摄阳气（尤其是足三里、三阴交的补益作用），或许能增强患者自身的凝血机能，改善毛细血管脆性，间接减少渗血趋势。更重要的是，稳定整体气血状态，或许能提高患者对失血的耐受能力。”

他依然没有给出确切的承诺，而是区分了直接效果与间接辅助的可能性。哈里斯点了点头，至少对方没有夸大其词。他接着推演：“切除阑尾后，我需要用温盐水反复冲洗腹腔，尽可能清除脓苔和污染物。然后放置引流管。最后逐层缝合切口。整个过程，我需要患者保持足够的麻醉深度和肌肉松弛，但生命体征，尤其是血压和心率，必须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最低水平。你的针刺，能允许我们进一步降低乙醚用量吗？减少麻醉药物本身对循环和呼吸的抑制。”

“这是针灸参与此次协作最主要的预期目标之一。”沈墨轩这次语气肯定了一些，“合谷、太冲，四关穴同用，镇痛安神效果显着。阑尾穴（奇穴）本身对腹部痈疽疼痛有特异性。配合内关宁心，理论上应能强化镇痛、减轻焦虑，从而减少对深度全身麻醉的依赖。但具体能减少多少，需视患者个体反应而定。我会在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细微反应（如肌肉紧张度、皱眉等）及脉象变化，及时调整行针。”

哈里斯将沈墨轩提到的穴位，用英文音译或意译（如Zusanli, Neiguan）标注在自己图纸的旁边，并在不同手术步骤旁注明了沈墨轩计划重点操作的穴位。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联合手术流程图”：一边是解剖、切开、结扎、缝合的物理步骤；另一边是穴位、行针手法、气血调整的符号化干预。

三、分歧与共识：关于“脓”与“感染”

推演到腹腔冲洗时，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点，在对话中隐隐浮现。

哈里斯强调：“彻底冲洗至关重要。必须用大量温生理盐水，直至冲洗液基本清澈。这是减少术后腹腔残余感染、预防脓肿形成的关键。必要时，我会在盆腔和右结肠旁沟放置烟卷式引流条。”

而沈墨轩在听完翻译后，思索着说：“哈里斯博士，您所说的‘脓’与‘感染’，在中医学中对应于‘痈脓’与‘热毒’、‘秽浊’。手术切除病灶，如同‘斩将夺旗’，直接去除了毒邪巢穴。但脓毒已散入腹腔，形成‘秽浊弥漫’之势。冲洗之法，犹如‘涤荡污浊’，自是必要。然则……”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更准确的表达：“中医认为，此类重症热毒，不仅是有形之脓液，更是一种伤津耗气、败坏脏腑功能的‘邪毒状态’。手术与冲洗去其形，但邪毒伤正之‘势’犹存。患者术后，很可能面临‘余毒未清’与‘气阴两竭’并存之危局。因此，在我方看来，术后治疗与术中干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需大剂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之药内服，佐以益气养阴、扶正托毒之品，同时外敷草药、继续针灸调理，方能助其渡过险关。”

哈里斯听完翻译，眉头皱得更紧。“沈先生，我必须明确一点。在标准的西医术后处理中，我们会使用抗感染药物（虽然目前磺胺类药物效果有限，更多依赖患者自身抵抗力和引流），补充液体和电解质，监测生命体征。您所说的中药汤剂……其成分复杂，作用不明确，可能与患者身体状况或我们使用的药物产生不可知的相互作用。在患者如此危重的情况下，我不建议术后立即引入未经验证的复杂草药方案。”

他的语气直接，甚至有些生硬。这是原则问题。

沈墨轩并不意外，他平静地回应：“我理解您的顾虑。然而，观此患者，面赤高热、舌绛苔燥、脉细数无力，已是热毒深入营血、气阴耗伤殆尽之象。纯靠自身抗力与输液，恐难扭转乾坤。中药汤剂，乃数千年来应对此类‘热病’、‘痈疽’证候的经验结晶，方药配伍有君臣佐使之理，绝非杂乱堆砌。我可拟一药方，其中每味药的性味归经、现代已知的药理作用（如清热、抗菌、抗炎、增强免疫等），均可向您解释。若您同意，我可先从鼻饲或少量频服开始，密切观察反应。”

两人之间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一个坚持标准化的、物质明确的术后支持方案；一个主张引入整体性的、辨证论治的草药康复策略。这不仅仅是方法之争，更是两种医学哲学在患者恢复期主导权上的潜在碰撞。

助手紧张地看着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