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不敢出。

良久，哈里斯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但立场未变：“沈先生，我钦佩您对患者全程负责的考量。但作为主刀医生，我必须为患者的术后安全负责，遵循我有把握的医学原则。这样吧——手术成功、患者安全返回病房后，最初二十四小时，以我们的监测和支持治疗为主。您可以观察患者情况，但任何中药干预，必须经过我的评估和同意，并且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有任何异常立即停止。如果二十四小时后，患者情况稳定，而您坚持您的方案有显着必要，我们可以再次讨论。”

这是一个折中，是哈里斯的底线，也是他基于当前认知所能给予的最大让步。他将术后的“指挥权”暂时握在手中，但为中医的介入留下了一道狭窄的、有条件的时间窗。

沈墨轩听懂了其中的妥协与保留。他明白，这已是对方在维护自身医学权威和患者安全前提下，所能做到的极限。他微微颔首：“可。依您所言。先共渡手术险关，术后再议调理之策。”

一个暂时的、脆弱的共识达成了。关于术后，他们划下了一条临时的分界线，但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只是被推迟了。

四、共同的焦点：患者赵老栓

推演完流程，处理完分歧，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桌面上那份简陋的病历记录——关于患者赵老栓的一切已知信息：年龄（估计）、职业、发病时间、症状演变、简单的体格检查结果、令人忧心的实验室数据。

哈里斯看着那些数字：“体温39.8摄氏度，脉搏每分钟130次，呼吸28次，血压85/50mmhg。白细胞计数两万八千，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2%。脱水征明显，尿量减少……这是一个全身性败血症休克的前期状态。麻醉诱导和手术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的心脏、肾脏可能已经处于代偿边缘。”

他的声音里没有感情，只有严峻的事实评估。

沈墨轩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高热为热毒炽盛；脉数疾无力为正气已虚，正不胜邪；尿少为热毒伤阴，津液枯涸；神志时昏为热扰心神。此乃‘厥脱’之先兆。手术如同在将倾之大厦下掘土，稍有不慎，便是轰然倒塌。”

两人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同一个濒临崩溃的生命系统。

“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阑尾本身，而是它引发的全身性感染和生理机能衰竭。”哈里斯总结道，“手术必须快、准、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和时间。”

“所以，我们最大的努力，不仅在于切除病灶，更在于手术全程，犹如在惊涛骇浪中掌稳船舵，护住那一点残存的生机之火。”沈墨轩补充道。

他们再次对视。这一次，眼神中少了些探究与怀疑，多了些对共同挑战的清晰认知，以及一种基于专业素养的、初步的相互认可。他们都明白，明天要面对的，是一个存活概率可能低于百分之三十的病例。任何一点疏忽、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导致失败。

“关于麻醉，”哈里斯最后说，“我的麻醉师会使用乙醚开放点滴法，结合您提到的针刺。我们会从低浓度开始，根据您的观察和患者的生命体征调整。我需要您在整个过程中，专注于您的针和患者的状态，有任何您认为异常的变化，立刻告诉我，不要犹豫。”

“明白。”沈墨轩应道，“我会寸步不离，指下察气，眼中观色。”

“那么，”哈里斯放下铅笔，揉了揉眉心，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预演到此为止。我们需要休息。明天早上七点，患者禁食时间足够后，进行最后一次评估。如果情况没有急剧恶化，八点准时开始手术准备。”

沈墨轩也站起身：“好。哈里斯博士，今晚多谢。”

两人没有握手——这个动作在当时的跨文化交际中并不总是自然——只是互相点了点头。哈里斯转身离开了值班室，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

沈墨轩没有立刻离开。他重新坐下，就着灯光，再次翻开《灵枢》，目光落在关于“痈疽”预后的论述上，心中默默推算。他又想到父亲，想到回春堂的招牌，想到那些可能会因此事而掀起的波澜。但最终，所有这些思绪，都凝聚为病床上那个无名苦力痛苦扭曲的面容。

他吹熄了灯。值班室陷入黑暗，只有窗外透进的微弱天光，勾勒出桌上东西方典籍模糊的轮廓。它们静静躺在那里，仿佛两个沉默的巨人，而明天，将有一个渺小的生命，试图从它们之间那条狭窄而未知的缝隙中穿行而过。

手术前夜，在理念的碰撞、流程的推演、分歧的妥协与焦点的重合中，悄然流逝。距离刀锋落下，还有不到十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