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短短数语，字字千钧。“侦探不明”是质疑他的军情掌控能力，“调度无方”是否定他的统兵之才，“毫无救济”是斥责他的临战不作为，而“沽名欺众”四字，更是直接戳向人品——昔日那番热血沸腾的敢战宣言，在崇祯帝眼中，竟成了骗取声名、蒙蔽众人的幌子。

曾经对卢象升的信任与期许，早已在接连的败绩与弹劾中消磨殆尽，如今剩下的，只有对其能力的彻底怀疑，和对其人品的深深猜忌。

此时，东阁大学士杨嗣昌正侍立一旁，见崇祯帝批语严厉，心中早有盘算。他与崇祯帝心意相通，都已认定卢象升难堪大用，继续让他统辖宣大兵马，只会延误剿贼大局。

君臣二人低声商议，核心便是如何平稳替换卢象升：既不能引发军中动荡，又要尽快挽回战局。几番斟酌，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此人治军严整，剿寇有功，正是接替卢象升的不二人选。

替换的谕旨已在草拟之中，只待敲定细节便要下发，谁也未曾想过，这份尚未传递到卢象升手中的人事变动，竟会永远失去送达的对象。

彼时的卢象升，正率领残余兵力屯驻贾庄。他麾下兵卒疲惫，粮草匮乏，外有强敌环伺，内无援军接应，却仍在咬牙筹措反击。

他或许还不知道朝堂上的弹劾与猜忌，或许还在为洗刷“拥兵不救”的污名而拼死谋划，却终究没能熬过那场惨烈的血战。

就在崇祯帝的批语墨迹未干、替换之议尚在酝酿之际，贾庄方向传来急报：卢象升力战不敌，全军覆没，其身中数创，壮烈殉国。那份满载着质疑与斥责的批语，那份暗藏着替换之意的谋划，最终都成了对这位忠勇将领迟来的误解，定格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寒冬里。

十二月初九日，席卷华北的战火聚焦于河北鸡泽县城，一场惨烈的攻城战就此爆发；而次日，督师卢象升率领的明军主力进抵巨鹿贾庄，陷入粮尽援绝的绝境。

两支军队的碰撞，勾勒出明军与清军对抗中，城池失守、孤军奋战的悲壮图景，其细节在探子送来的字里行间得以留存，还原出这个寒冬里山河飘摇的真实样貌。

鸡泽县地处直隶南部，北接邢台，南邻广平，虽非军事重镇，却因地处冀南交通要道，成为清军南下途中必须拔除的据点。

事实上，早在崇祯十二年十一月，清军便曾一度攻占鸡泽。

战报记载“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奴军入城，初十日援去”。这一次短暂的占领与撤离，并未让鸡泽获得真正的安宁，反而为十二月的再次围城埋下了伏笔。清军撤离后，县城军民或许曾仓促修缮城防、收拢残部，但面对清军主力的折返，这样的准备终究显得杯水车薪。

十二月初九，清军左翼军主力卷土重来，再度兵临鸡泽城下。此次围攻并非试探性进攻，而是带着必克的决心。

时任山东巡抚颜继祖在《巡抚山东颜继祖谨题为塘报夷情事》中留下了极为惨烈的记载：“奴贼初九日复回鸡泽县，未时攻开黎民杀死无数”。“未时”即午后一时至三时，正值一天中阳气稍盛之际，清军选择此时发起总攻，显然是经过周密部署，趁守城军民疲惫之时集中兵力破城。

“攻开”二字简洁有力，却背后暗藏着城防激战的惊心动魄——或许是城头矢石如雨，或许是城门被撞开的巨响，或许是军民殊死抵抗的呐喊，但最终，城池还是没能挡住清军的攻势。而“黎民杀死无数”六字，更是道尽了破城后的惨状，无辜百姓在战火中沦为牺牲品，血流成河的景象跃然纸上，令人不忍卒睹。

颜继祖的题稿中还记载了另一则关键信息：“十二月十一日，据前探官单之赏报，达子回来到威县，赶回高太府拨儿速报高太府，即调回各营兵马站住等情”。

这里的“高太府”指的是时任总监关、宁、蓟、辽、宣、大等处军务的高起潜，他手握重兵，本应是冀南明军的重要援军。

从这则塘报可知，至十二月十一日时，高起潜已率领所部兵马退守临清，而迫使他撤退的正是清军左翼多尔衮所部。

结合鸡泽攻城战的时间线推测，高起潜的撤退极有可能发生在十二月初九日左右——他在初九攻城战爆发时仍在附近，坐视鸡泽沦陷而不救援，畏难不救。

即便他是在初九至十一日之间撤退，也足以说明清军在围攻鸡泽的同时，已成功牵制并击退了明军的援军，使得鸡泽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一点也与上段中“初十日援去”的记载相互印证，此处的“援去”并非指援军抵达后又撤离，而是指原本可能驰援的兵力早已远去，再也无法为鸡泽提供任何支援。

城池沦陷之后，鸡泽知县李时俊的表现成为史料关注的焦点。万斯同在奏折中弹劾知县李时俊：后有记载“知县李时俊弃城逃跑，事后被判斩首”。在城破之际，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守城负责人，李时俊未能坚守岗位、与城池共存亡，反而选择弃城而逃，其行为在当时的军法与道德语境下，自然难逃重罚。

“被判斩首”的结局，既是对其失职行为的惩处，也反映出明末朝廷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试图以严刑峻法约束官员、整肃军纪的努力，然而这样的惩处终究无法挽回城池失守、百姓罹难的损失，更难以改变明军整体战力孱弱、指挥失灵的困境。

鸡泽的陷落，不仅是一座县城的毁灭，更是冀南防线被撕开的一道裂口，为清军后续的推进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