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对“培训”抱有疑虑：是不是要考核？不合格会不会被开除？培训期间有没有津贴？更重要的是，一些警局内部的小头目担心手下人学了新东西，会脱离自己的掌控或挑战自己的权威。

为此，周浩和阿依古丽在UNpoL联络官科菲的陪同下，多次拜访首都几个主要警察分局，与分局长、队长们进行艰难的沟通。他们反复强调培训的“非惩罚性”和“支持性”，承诺培训期间提供伙食和少量交通补贴（由特派团专项经费支持），并保证培训内容聚焦于提升个人安全和履职能力，不涉及内部人事或权力结构。阿依古丽在接触一些分局里为数不多的女警时，发挥了独特的亲和力，她用自身经历说明女性在警务工作中的独特价值，并承诺在培训中会提供专门的支持和保护，逐渐打消了部分女警的恐惧。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第一期“种子教官”培训班终于招收到了28名学员（其中包含4名女性），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不等，背景各异。开班第一天，气氛有些微妙。学员们穿着洗得发白、款式不一的旧制服，坐在简陋的折叠椅上，眼神中充满了好奇、戒备、怀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许航站在用木板和黑板搭建的讲台前，没有穿厚重的作战服，只穿了件普通的作训t恤。他通过翻译（一名特派团雇佣的本地大学生）开始了第一课。

“各位同仁，早上好。”许航的声音平稳，“在开始教授任何技巧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当警察？”

台下沉默。有人低下头，有人茫然对视。过了一会，一个年轻的学员小声用当地语说了句：“为了……有份工作，养家。”

翻译转述后，许航点点头：“很好，为了生计，这很现实。还有吗？”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学员犹豫了一下：“我父亲就是警察……也许，是为了维护秩序？”

“维护秩序，也很重要。”许航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告诉你们过去的做法是错的，而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探索：如何能在更好地养家糊口、维护秩序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并且赢得你所服务的社区民众的一点点尊重？”

这个开场白，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从学员最切身的利益和困惑出发，瞬间拉近了一些距离。许航接着展示了几个模拟场景的图片：警察粗暴驱散小贩引发群殴、警察因搜查程序不当被投诉、警察在冲突中因站位不当受伤……“这些情况，大家熟悉吗？我们都不希望遇到，对吗？接下来的培训，就是一起想办法，如何更安全、更有效、也更……体面地应对这些每天可能发生的情况。”

培训在磕磕绊绊中展开。语言障碍是首要困难，尽管有翻译，但很多专业术语和细微含义在转换中流失。中国教官们不得不大量借助肢体语言、图画和反复演示。文化差异也时时显现：一些学员对“向民众敬礼”或“使用请、谢谢”等细节不以为然，认为这会削弱权威；另一些学员则对涉及女性搜查的程序表现出困惑或抵触。

阿依古丽负责的女警专项培训，则在一间相对独立的板房里进行。 起初，四名当地女警非常拘谨，几乎不敢抬头。阿依古丽没有急着上课，而是让女警分队的队员和她们围坐在一起，先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分享一些点心。她通过翻译，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边疆从警，如何克服作为少数民族女警的种种挑战。渐渐地，当地女警们开始放松，也低声说起自己的经历：被男同事轻视，被民众嘲笑，家人不支持，处理女性案件时缺乏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要学习技能，”阿依古丽柔声但坚定地说，“更要学习如何互相支持，如何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国家更多的女性，争取一个更安全、更受尊重的环境。警察的徽章，不应该区分男女，只应该代表责任和保护。”

她设计的培训内容极具针对性：如何安全有效地对女性嫌疑人进行人身搜查（强调程序、隐私和女性工作人员的必要性）；如何询问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信任、避免二次伤害、基础证据收集）；如何与社区中的妇女领袖或团体建立联系，获取信息和支持。她还安排了简单的自卫术训练，增强女警们的自信心。中国女警队员们的专业、自信和团结，给当地女警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鼓舞。培训班进行到第三天，一名当地女警在休息时悄悄对阿依古丽说：“我从没想过，女警察可以像你们这样……被重视，也能做这么多事。”

陈海的战术训练场上，则是另一番景象。起初，学员们对“站位”、“手势”这些“花架子”不感兴趣，觉得不如多练练拳脚。陈海没有强行灌输，而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对抗演练：两名学员扮演警察，试图控制一名“情绪激动、持有木棍的醉汉”（由一名中国队员扮演）。结果两名学员一拥而上，扭打在一起，场面混乱，“醉汉”趁机“打伤”了一人。演练后，陈海回放录像（用平板电脑），慢镜头指出问题：没有观察周围环境，没有相互沟通和掩护，动作鲁莽易受伤。

“现在，我们试试用刚才教的方法。”陈海让学员按照简单的“一左一右、保持距离、 verbal warning（口头警告）、利用工具（警棍）”流程再来一次。虽然动作生疏，但这一次，“醉汉”被有效隔离和控制，两名学员自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亲身